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1）03－0050－06 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现象中，寻根文学无疑是最复杂的一个。尽管它存在的时间很短，从出现到消失也不过三五年的时间，但却留下了很多令人困惑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引起了学界广泛的争议，即使是当时的亲力亲为者也无法解释清楚。寻根文学的发起者之一韩少功就曾说过：“什么是‘寻根’？寻什么‘根’？怎样去‘寻’？你寻到了什么？……问题一旦笼统和通俗到这个地步，事情就不好谈。二十多年前谈不清楚，二十多年后肯定还是谈不清楚。”[1]然而一种文学现象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谈不清楚的背后一定有着内在的、根本性的动因。尽管寻根文学在表现形态上可能是十分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寻根文学是80年代的时代产物，它是与时代一起发展起来的精神文化现象，并且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打上了这个时代的鲜明烙印。这构成了本文重新审视寻根文学思潮的基本出发点。 80年代是一个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年代，用王安忆的话说，“那时代就是这么充盈着诗情，人人都是诗人。”[2]虽然当时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物质生活的贫困、思想意识的僵化、社会关系的畸形，但这一切由于“文革”的结束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忽然都有望得到改变，这给了整个社会以极大的鼓舞与刺激，“整个社会文化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态势，人们的内心洋溢着热情，外表也开始变得活泼而轻松。远离共和国历史多年的、充满个性和自由精神的、真正的理想主义精神开始复归，并成为这时期具有标志性的文化特征。”[3]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这种变化表现得特别明显。或许是此前人们受到的思想压抑太重，一旦思想解放的闸门打开之后，其汹涌之势，真正是势不可挡。作为社会思潮主要载体的知识分子，随着政治上的“落实政策”，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历史的使命感与责任感陡然上升，突破传统、改变现状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围绕中国未来之路的建设问题，一些较早感受改革开放的思想成果，接受了西方文化影响的青年人，逐步走出了政治依附的思维惯性，开始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这些思考在今天看来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根本算不上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但在当时却颇有一些离经叛道的味道。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人们把这种思潮称作激进主义。“这决定了这十年在精神气质上，与戊戌变法、五四运动等有着相当的契合。激进主义占据八十年代思想界的主流。继承五四传统，追求科学和民主，推动新的启蒙，依然是这个时代的理想，反映了强烈的现代性追求。”[4]当然，这里的激进主义不是指学理上的激进主义，而是指一种社会文化倾向，一种只有这个时代的群体才能感知的实际经验，它的存在，构成了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在《文化分析》中所说的“感觉的结构”，“一种非常深刻和非常广泛的支配”力量[5]，让生活于这个时代的个体具有更多的共同性精神特征与思想倾向。这是必然的，因为80年代的改革尚未深及制度领域，整个社会仍处于比较单一的文化结构中，人们也比较容易形成一致的心理诉求与思想共识。这种时代精神的漫延不仅大大推进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也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知识生产与文化创造，特别是新时期的文学。纵观80年代中国文学，众声喧哗也好、各领风骚也好，都离不开这个时代强大的内在推动力，看似不同的精神现象里，无不体现着这种激进主义的文化特质，而在这一时代文化语境中生成的寻根文学，自然也不例外。 将新时期初期出现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与80年代的激进主义联系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疑义，但是将中期出现的寻根文学与激进主义联系在一起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一般认为，寻根文学是新时期文学由政治向文学转变的历史拐点，也是当代文化由激进到保守的转折点。但是，一旦深入到事物的内部，我们就会发现，虽然寻根文学看起来与80年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形成了逆行之势，但无论是从它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当时发动者的内在冲动，还是从作为这一思潮物质存在的具体文本来看，寻根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从来就没有脱离开政治—文化的历史框架，它与80年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寻根文学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政治上的诉求：摆脱政治制约的政治诉求。当那些寻根作家大谈“文化制约着人类”的时候，显然不是无的放矢的自言自语，这里有着突破传统的文化秩序、有目的地挑战意识形态权威的意图。这一点可以通过当时的文化官员与寻根文学参与者的言行寻出端倪来。韩少功回忆说：“有一位中宣部副部长到湖南讲话，说你们湖南有个作家要‘寻根’，这当然好，但我们的‘根’在延安，怎么寻到封建文化那里去了？湖南文联主席康濯一听就紧张，劝我以后不要再说了。”[6]李庆西也说到当年作协领导“对年轻的寻根派是非常恼火的，因为寻根文学打乱了作协原来的部署。……若干年后，我跟黄育海搞《新时期文学大系》（浙江文艺出版社组织），后未果时，到北京去找各位老师做编委开会，当时陈荒煤、冯牧他们就很委屈地跟我们讲，你们不知道当时我们斗得多艰难，你们还在后面给我们捣乱。我非常能体会他们那种悲凉的心情。”[7]不能说当时主管宣传、文艺的这些领导们都是一些思想僵化的保守人物，他们的不解、紧张与恼火，恰恰说明他们对寻根文学的这种策略是十分清楚的：“文化”不过是虚晃一枪，“寻根”的目的其实是对现存的秩序与权威的反抗。这一点，作为寻根文学的当事人也并不否认。韩少功回忆“杭州会议”时说，当时出席会议的年轻作家与评论家“差不多都是毛头小子，有咄咄逼人的谋反冲动，有急不可耐的未知期待，当然也不乏每一代青年身上都阶段性存在的那种自信和张狂。大家对几年来的‘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都有反省和不满，认为它虽然有历史功绩，但在审美和思维上都不过是政治化‘样板戏’的变种和延伸，因此必须打破。”[8]李庆西也是“杭州会议”的参与者，寻根文学的倡导者与支持者。事过20多年后，他说他十分认可韩国学者宋寅圣这一观点：“八十年代的文学哗变，归根结底是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而‘寻根’本身可以说是一种成功的叙事策略。”李庆西进一步解释说：“‘文化’是一个概乎言之的说法，其实问题的核心是价值反思，‘寻根’的抉择是对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的英雄叙事的拒绝。八十年代初期，伤痕文学退潮之后，相继登场的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成了文坛主流。‘寻根派’作家也许并未意识到话语空间开始板结的严峻局面，但是他们显然不愿意延续‘工具论’的文艺思路。可是，‘工具论’在新时期已经获得重生和衍生，作为其代表样式的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更是达到了194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艺术水准。”[9]因此，“寻根文学在表面上表现为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但其根本上是想从反思文学的主流意识形态上转移开去，另设一套话语系统。当时可能大家并不是很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但潜意识都在往这里走，实际上是在不言而喻中已达到了共识。这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人明确地来讲这一点。”[7]由此可以看出，在文化的背后，其实有着强烈的政治诉求与变革意愿，文学要走自己的路，这才是寻根文学的真正目的。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们也就比较容易理解寻根文学在外部形态上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矛盾性与暧昧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