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意识形态规范，新中国前二十七年文人传记写作受到极大约束。需要改造和忏悔的知识分子基本丧失了为自己或他人“树碑立传”的权力。写也只能写主流意识肯定的作家如鲁迅，能发表的也是“革命回忆录”之类如郭沫若《洪波曲》（即《抗战回忆录》，修订改名后在1958年第7期至12期《人民文学》连载）。直到新时期，文人传记写作才开始兴盛。 这里所说文人传记分为两类：一是规范传记，即以长篇形式展示了传主较长人生阶段。如李辉《文坛悲歌》、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季羡林《留德十年》、蓝翎《龙卷风》、贾植芳《狱里狱外》和冯锡刚《郭沫若的晚年岁月》；二是具有传记性的回忆散文。它们多为零碎回忆，记载了传主人生片断，可称为“亚传记”。如刘海粟《傅雷二三事》、季羡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梅志《记吕荧与胡风》、丁玲《“牛棚”小品》、杨绛《干校六记》和柯灵《遥寄张爱玲》等。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名家经典纪怀散文选”四本（《我的朋友胡适之》、《衔着烟斗的林语堂》、《在家和尚周作人》和《贵族才女张爱玲》），青岛出版社出版的《思想者说往事》、《思想者说感动》和《思想者说命运》三本，收的都是这类散文。 1933年胡适为《四十自述》作了篇自序，内中说道：因深感中国缺乏传记文学，他到处劝老辈朋友写自传，而“我们赤裸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①。无论规范传记还是亚传记，都有胡适所说的价值，但前提须是“赤裸裸的叙述”。换言之传记写作必须真实，也就是中国史传传统的“信”。作为修史的良知与原则，“信”体现的是客观性，但恪守客观绝非易事。如《史记》，因“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而被视为史传典范，但钱基博却以为：“太史公的《史记》不为史。何也？盖发愤之所为作，工于抒慨而疏于记事，其文则史，其情则骚也。”还认为“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不为文学史。盖褒弹古今，好为议论，大致主于扬白话而贬文言，成见太深而记载欠翔实也”②。钱先生的评价可视为一家言，但认为写史须“持中记事”则显然在理。传记写作虽然不像修史严格，但同为非虚构历史叙述，要求真实客观则是一致。 尽管历史叙述应该尊重事实，但实际没有纯客观可言。叙述主体必然有价值取向，主体意识必然有倾向性。要求恪守客观又难免主观倾向，这是历史写作的根本难题，也是难以彻底解决的“元矛盾”。只能说多些“求真”意识，多些“持中记事”，就能更接近历史事实。反之则会偏离甚至扭曲历史真相。作为个体言说，文人传记的主体倾向往往更为明显。 针对传记写作存在的随波逐流现象，有人认为应该坚持主体意识。这对主体意识还是一种简单理解。随波逐流甚至见风使舵也是主体意识表现。不管什么原因，这种“识时务”最终还是主体自己的选择，是其意识中原本存在的“劣质”。主体意识是包括思想立场、文化素养、欣赏趣味和人格性情的一种复杂集合体，又非一成不变。我们不能对主体意识进行先入为主的“本质”确认，认为坚持了就万事大吉。主体意识是错的，不随波逐流也仍是错的。李辉曾谈到夏衍的一个回忆：1975年专案组通知他和周扬出狱时，他当天就回了家，周扬则提出给毛主席的检查还没写完，要在狱中多待几天，结果晚一周出狱。李辉认为：“从传记文学创作的角度看，这完全是一个可以深刻揭示人物性格的细节。它从多方面反映出周扬的思想、行为，乃至生命的意义，已经永远不可能脱离毛泽东而存在。”③ 周扬这种崇拜，除折服领袖思想和毛泽东的个人魅力，还包括长期政治斗争中形成的权力意识。因此无论理解与否，周扬对毛泽东指示都是不折不扣执行。对于周扬，这种领袖崇拜已成为一种刻骨铭心的主体意识。坚守这种主体意识当然有问题。 对于传记写作的客观性，不随波逐流固然应该，但坚守什么主体意识更为重要。正是从这种理解出发，我们能够发现中国当代文人传记写作中主体意识的一些普遍问题。 一、缺乏自审意识 应该说新时期文人传记写作普遍带有“还原历史”的愿望，即意在呈现曾被意识形态遮蔽的真相。但我们对作者能否无所顾忌的恪守客观还是难免存有疑问。其中，缺乏自审意识和公正立场的主体意识或者说主体倾向，就是一个突出问题。 程光炜曾谈到回忆录和传记史料中呈现的“八十年代”文学状况，指出：2002年后，随着《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知情者眼中的周扬》、《周扬与冯雪峰》等一批回忆录和传记作品的出版，不仅使相关文学史写作出现了“掌故化”现象，也导致“八十年代”文学状况出现了更多不同的历史叙述。并认为这些回忆录和传记作品“可能更在乎历史的芜杂、丰富和细节，更带有作者本人那种价值上的‘倾向性’或者某种‘辩护’色彩”。④ 我认为，“掌故化”历史叙述“更在乎历史的芜杂、丰富和细节”倒没关系，而且还是有特色的历史叙述。关键在于“倾向性”和“辩护”色彩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如果价值评判只是出于个人偏好，考虑更多的是自我“辩护”，那么即使提供的事实是可靠的，这种实用主义的历史叙述也是“片面真实”。不仅难言客观，甚至会混淆视听。“为我所用”正是缺乏自审的个体倾向，显然也是非公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