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1）03-0087-（10） 一 已经有不少的研究者注意到，自1990年代以来，在“思想淡出、学术突显”的知识气候① 之下，文联、作协之类文艺组织在文学界的权威性与影响力已经大大降低，而高校等学术机构则开始恢复对于文学的“发言权”，学院中人对文学实践进程的影响与日俱增；② 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和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和资金投入的增加，以及各高校因此而展开的名位和人才竞争，主要自2000年开始，中国大陆出现了颇为壮观的“明星当教授、名作家进校园”的重要文化现象。③ 然而，除了反应灵敏、迅捷的媒体有所关注外，时至今日，这一现象所蕴含的特殊意义在文学批评界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虽然说，以整体论的思维方式由此断言“当代文学正在发生新的转折”难免武断之嫌，但笔者仍然想强调：当代文学在其体制和生产方式上的变化已经突然加速！这一点在敏感的诗歌方面尤其明显。因为，相对于当下中国小说家仍然还可能依赖大众文化市场而生存，作为“小众艺术”的诗歌，在大众文化消费日益转向影视节目、通俗小说和网络文艺的趋势下，对于诗人改善现实生活中的窘境注定是杯水车薪。据此而观之，由素养优良、创造力丰富的大学师生所形成的活跃而自由的学院氛围，不需为读者大众口味而担忧的稳定生活保障，对于诗人显然更有吸引力。事实也的确如此。纵观当下中国诗歌界，除了已经长期生活工作于高校、科研院所的西川、臧棣、张曙光、蔡天新、伊沙、周瓒、姜涛、胡续冬、冷霜、哑石、孙磊、周伟驰等重要诗人，近些年来，王家新、多多、王小妮、周伦佑、柏桦、于坚、张枣、宋琳、肖开愚、北岛④ 等一批享誉海内外的诗人也纷纷进入大学担任教职，从而出现了类似20世纪50年代美国文坛上诗人、小说家与教授的职业合二为一的情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跻身高校教授阶层的实力诗人已经占据中国诗坛半壁江山，而且这个数量还有增加的趋势。至于教授型诗歌批评家的比例那就更可观了。 不过，与影视明星、小说家进入高校引起传媒热议不同，名诗人的任职大学却主要在敏感的诗歌界内部受到关注。不无巧合的是，几乎是在同一时期，20世纪末“盘峰论争”中被一些诗人所贬损的“知识分子写作”概念开始被另一种不无贬义色彩的命名——“学院派”诗歌⑤ 所替换，成为另一些诗人、评论家攻击诗歌对手的标签：“学院派”诗歌首先是被笼统地等同于“学院诗歌”，“学院派”被等同于在大学里教书的诗人们；然后，“学院派”诗歌甚或“学院诗歌”被简单地预设为体现负面价值、存在严重“错误”写作倾向的诗歌象征——正如臧棣在拒绝此类称呼时所指明的：“在当代诗歌的文化语境里，‘学院派’、‘知识分子写作’天然就意味着一种可憎的东西。‘学院派’意味着陈腐、僵化、书卷气、拘谨、保守。而‘知识分子写作’则意味着少数派、象牙塔、固步自封、脱离现实、缺少历练、图解知识、高蹈虚幻、不通国情。”臧棣认为，这种现象的背后说明诗坛有很多的人“倾向于用一种简约的方式看待问题”，说明中国当代诗歌的最大的“政治正确”，是有一种所谓克服了“学院派”诗歌弊端的“民间”写作——“谁先独占了‘民间’的话筒，那他的写作就获得了文学政治上的保障。”[1] 臧棣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考察中国现当代新诗发展的历史进程，人们将不难发现，当下一些诗歌论者对于“学院诗歌”的想像，以及据此虚拟出的所谓“民间”诗歌与“学院派”诗歌这种一正一邪的诗坛阵营，其实是非常不着边际的。如果按照美国反“学院派”诗人罗伯特·勃莱的界定：“学院派”“谈及理念而无法深入情感”、“触及形式却无创新”、“完全倾向于忽视自然”，⑥ 那么，中国当代诗歌领域并未有过这样的“学院派”。不说那些毕业后就离开大学在社会其他领域谋生的诗人们，即使如北岛、多多、王小妮、王家新、柏桦、西川、张枣、宋琳、臧棣、肖开愚、伊沙、张曙光、蔡天新、姜涛、胡续冬、孙磊等在大学教书的众诗人，他们相互之间也并没有统一的流派共性。更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中国当代社会数十年的急剧动荡和变革，以及诗人原初身份和人生经历的复杂性，当前在大学教书的诗人群体的情况其实是千差万别的，甚至用“学院诗歌”来概括都稍显宽泛和笼统。所以说，要客观而有效地观察和评价当代中国的“学院诗歌”——以大学师生为主体的校园诗歌写作，就不可不考虑近现代以来中国“学院诗歌”所处身的特殊的大学文化及其现代历史语境。 二 众所周知，现代意义的大学发端于11世纪左右的欧洲中世纪。那时候的大学，因为在校舍建筑和管理模式上的特征，因为其对宗教的神学和终极意义的专注，而被形象地比作脱离现实生活的“象牙塔”——一种专门的、独立的学术和教学机构，“社会和经济主流之外的一种崇高的文化共同体”。[2]由于在其起始就有这样的定位，从中世纪到当代，虽然大学观念及其组织机构已经发生过多次变化，但在贵族传统悠久的欧洲和普世（catholic）精神强烈的美国文化中，作为知识共同体的大学的“象牙塔”形象一直被赋予正面的象征意义：大学就是独立于或者说超越于世俗事务、世俗知识的“象牙塔”式自治机构，对超越性、普遍性知识与精神的追求就是其核心内容。从这种大学理念出发，向国家和社会输送公共性和普遍主义的理念和人员就成为欧美大学的重要政治功能；而且，作为制衡平民主义政治和商业阶级“反智主义”传统的主要基地，大学本身就具有比较完备和直接的生成精英的机制——而恰恰是这一点，保证了学院中人更有可能以精英的立场，不断超越自己的利益、眼界和积习的狭隘性，打破地域、阶级、小共同体和宗教的局限性，达至公共性关怀，能够自觉和有效地抵制专业主义、工具主义和技术至上的思想。[3] 然而，与欧美诸国悠久的“象牙塔”式的学院传统及其大学理念不一样，中国现代大学的诞生有着救亡图存的特殊历史语境。中国人兴办大学的起因主要是受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刺激，出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急迫现实目的和日益强烈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现代大学的前身其实是各类军事性、实用性洋务学堂。从近代到当代，除了在史称知识界“黄金十年”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大学曾有过“象牙塔”性质的自主与独立，出现了若干所国际高水平大学，⑦ 其他大多数时期，由于内战和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破坏，由于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与政治冲突中知识分子的被过度政治化，以及形形色色的“国家主义”所导致的国家强力干预与社会自主性的匮乏，无论是学院还是媒体都缺乏体制性的保障，自由的、独立的知识分子并未再度成为社会重心，一度生气勃勃的“知识人社会”（许纪霖语）最终也被彻底摧毁。与此相关联，中国的现代大学虽然沿袭了欧美大学的主要形式，但却很难拥有欧美大学那样的独立自主性，学院自身的力量也很难得到真正的建立和加强——在战争期间，一些政治集团兴办的大学更是直接服务于政治和军事的目的；不仅如此，作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传人，“中国学者也对‘脱离政治’的学术不大热心，即便从事也都颇有负罪感”，[4]“象牙塔”式的学院精神与态度很难得到普遍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