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以自己本有的步履行进着。迎接21世纪到来的种种情景还在目前，它却已经走过第一个十年。世纪之新，是否就意味着存在之新，现在要对此作一整体性的回答，可能是困难的。至少新世纪十年的若干存在，它更多的是一个时间的范畴。就文学而言，“新世纪文学”的命名，在我看来其意义主要是技术性的。这一命名便于我们对这一时段的文学有一个可以操作的具体把握。社会以一种业已启动的巨大力量运行，新世纪文学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只是我们乘着新世纪的快车，在进入到新世纪路段时，应该会有新的风景映入眼帘。 一 新世纪十年是文学进一步边缘化的时期。在文学内部则是以小说为中心文体的，报告文学和散文等就是边缘的边缘文学了。报告文学以非虚构而文学的独特性自成一体。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曾经并不被看好，甚至评论界还有报告文学文体“枯竭”、“消亡”、“尴尬”之说①。现在的实际证明报告文学未曾“枯竭”、“消亡”或是“尴尬”，相反它以自己的姿式描画出在新世纪中国文学版图中的应有位置。我不赞成片面化的文学断语，如同报告文学文体“枯竭”、“消亡”、“尴尬”论一样，说现在是文学的非虚构时代也是不真实之见。新的世纪是文学更加纷呈多态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社会继续发生着深刻变动的时期，现实生活的无限丰富性、复杂性，为报告文学提供了不竭的写作资源。这是一个需要报告文学有为，而且也是报告文学能够有为的时期。最近报告文学评论家王晖用“裂变与复兴”评说新世纪报告文学：“可以说，裂变与复兴，既是报告文学当下状态的真实写照，也是其赖以生存的转型时期政治社会生态特性的深刻反映。”② 所谓“裂变”是指报告文学呈现“多元态势”，而“复兴”是与20世纪90年代的相比较所呈现的一种趋势。这大致是符合新世纪报告文学创作实际的。 王晖的“复兴”说涉及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20世纪90年代是报告文学发展的盘整期，相对于80年代它明显地冷寂了，虽然此间也有《沂蒙九章》、《昆山之路》、《以人民的名义》、《落泪是金》、《马家军调查》、《“希望工程”纪实》、《没有家园的灵魂》、《淮河的警告》、《走出地球村》、《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远东朝鲜战争》等影响广泛的优秀作品，但无论是文体创作的整体规模、表达深度，还是文体发展的历史推进意义等，都不能和80年代相比拟。到了新的世纪，报告文学开始走出它的盘整期，进入到新的活跃的时期。但这种活跃是不同于新时期的“轰动”的。我们观照新世纪报告文学，无法淡化20世纪80年代这一巨幅的背景。言及报告文学，我们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怀念那一特殊的年代。事实上1980年代是一个真正的报告文学时代，报告文学成为当时文学大潮中的主潮，很多读者和研究者，正是在那时才认知这一独特文体的。但由此界内与界外形成了一种情结，往往将1980年代作为观察评估报告文学的基本标尺，以此衡量这一文体的后续创作。这一般来说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问题是这样的定式就有可能忽视文体存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影响到对报告文学文体发展的准确评价。这就需要我们认真观照并且把握特殊时期报告文学的基本生态。1980年代报告文学留给我们最深的印象就是“轰动”，轰动不仅在文坛，而且广及社会，报告文学写作与传播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为。“轰动”是社会情绪化的一种直观，它源于报告文学与时代启蒙主题的谐振。其时，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文学主流承载着社会思想启蒙的责任。作为“中心”的文学与社会政治在一定层面上具有某种同构性，尤其是意识形态写作色彩浓郁的报告文学更是这样。而在新的世纪，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刻推进，思想启蒙让位于经济中心，物质成为社会趋重的价值尺度。作为精神生产重要方式的文学，也被日益边缘化。这一时期有“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的强烈设问，可见从一定程度而言，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担当被搁置。而报告文学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写作方式，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场域中，难以理想化的达成。对于现实的深入介入和对于报告对象的深刻反思等报告文学文体重要的精神品格，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弱化了。但文学的边缘化，是常态社会的正常图景，它有可能生成适宜文学自由发展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新世纪的十年是多元纷呈的十年，当然也是良莠不齐的时期。就报告文学而言，一方面有祛知识分子写作的倾向，另一方面依然有作家坚守既有的文体写作理想，将报告文学设置成一种特殊的“社会预警”方式。一方面报告文学作家充分认知文体反映现实的独特功能，以报告文学记录新的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进程和这一时段发生的重大事件等，另一方面作家又注意拓展报告文学的题材空间，写作大量具有史志意味的作品。一方面报告文学作家顺延这一文体的写作范式，以新闻、文学和政论建构文本，另一方面又努力于文体的新变，在新闻性渐次、主体性表达退位中，重构非虚构叙事本身对于受众的召唤力。简而言之，新世纪报告文学对于意识形态写作的淡化，对于启蒙写作主题预设模式的分化，使其在题旨价值、话语空间和叙事形式等诸多方面显示出相当充分的开放性，而这种开放性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新世纪文学边缘化时代报告文学创作的活力和张力。多维多态的“复调”与“复式”，成为新世纪报告文学文体重要的特质。 二 题旨价值的“复调”——“启蒙唯一性”的放弃与启蒙品格的坚守。我们说新世纪十年报告文学写作的知识分子特性有所弱化，这是基于这一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比较而得出的判断。报告文学的知识分子写作，既关乎写作主体自我的角色定位，也与时代社会给予这一特殊文体的可能性相连。总体上，新世纪的社会存在没有可能使报告文学实现如同20世纪80年代那样的整体的批判性、启蒙性。在新世纪社会非启蒙的总体影响下，报告文学作家自觉、不自觉或可能是无奈地放弃了报告文学“启蒙唯一性”的坚持。无疑，批判性、反思性、启蒙性是报告文学文体的历史传统，也是这一文体基本的功能，报告文学写作仍然必需坚守这样的品格。但是应该说报告文学除了启蒙批判反思等重要的价值外，它更常态化的功能是“报告”，是基于理性精神的文学“非虚构”。这样，批判性是报告文学评价的重要尺度而不是唯一的尺度。正是由于在新的社会文化生态中，报告文学作家对文体有了更为开放客观全面的认知，所以在作品的主题设置上有了更多的选择。 一个时代有其特殊的时代主题规定。新世纪十年社会主导性的思潮是非启蒙的。启蒙大体意指对于存在的质疑、反思，由此表示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守持，对社会理想的追寻。它指向人的精神建构。所谓“非启蒙”是基于社会发展阶段性目标而设计的价值准则。经济GDP崇拜强势地制导着社会及其成员的行为，人们普遍地关注自身生存的物质配置以及在社会中所具有的“身价”，无暇或不愿作为一个思想着的主体思考人类性的精神问题。20世纪90年代还能启动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但在21世纪开始这十年中，似乎连这样的动议都没有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世纪“非启蒙”的特点。社会的这种情势必然影响到报告文学作家的价值追求。因此一般而言，新世纪报告文学的思想性写作是缺失的，以对象的呈现代替主体的思考成为一种通常的方式。并不是所有揭示现实矛盾、人性丑陋等的作品就一定具有思想的品格和精神的高度，如果把握不当，这类作品就只是事象或问题的铺陈展览。欲望写作是新世纪报告文学一个的话题类型，但作品多数停留于浅层的叙说。2008年汶川大地震成为报告文学写作的一个热点题材，发表出版的地震非虚构作品数量甚多，但真正具有思想分量的作品很少。作家的“非启蒙”取向也体现在报告文学的表达上。与20世纪80年代的激情抒写明显不同的是，新世纪的报告文学更多的中和叙事。表现在具有知识分子特性的报告文学写作类型中，可以分出显性的知识分子写作和隐性的知识分子写作。显性的知识分子写作如《中国农民调查》、《天使在作战》、《集体离婚》、《胡风案中人与事》（李洁非）等，题材极具前沿性和尖锐性，但作者采用的是较为客观叙事的方式，在语言类型上节制使用激扬文字的政论语言，克制主体对于对象的直接评说，尽可能在让事实本身说话。《胡风案中人与事》是与知识分子关联的题目，内涵具有难以尽言的社会历史与个人命运的悲怆性，但作者对此的处理却是少露声色的，以“白描式”的叙写，讲述普通人在重大历史事件中莫名的故事。这与启蒙时代这一类型的报告文学写作的主观化有着明显的不同。隐性的知识分子写作如《震中在人心》（李鸣生）。这部作品取材于2008年四川汶川地大震。大地震的写作有很多可能性，在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评奖中就有5部（篇）作品入围备选篇目，最终《震中在人心》脱颖而出，并且名列获奖作品第一。《震中在人心》显示了隐性的知识分子写作的意义。这是一部具有“复调”主题的长篇摄影报告文学，它“用镜头定格真相，让文字留下思考”，作品不仅有通常的对于抗震救灾感人场面，而且也有对人类遭致重大创伤的生命之痛，还有对于地震灾害作出的深刻反思。作品不仅观照地震的视角独异，而且在情感与思考的深度上超越了同类作品。《震中在人心》不经意阅读咀嚼不到它特别的价值，但进入其间，感染随生，像“守望红领巾的狗”、“废墟上的儿童节”这样的文字，给读者的震撼挥之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