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1）－02－0052－05 一 “女性成长小说”概念界定的必要性 成长，从人类学角度来看，是指心理上还未成熟的青少年，在经过一系列生活的磨砺之后，迈向人生的成熟的阶段。在一些原始部落里仍要举行具有象征意义的成长仪式，在仪式中，年轻人通常要经历一些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以此作为成长的考验，这种成长仪式实际上是象征着童年生活的死亡和成年生活的开始。与戏剧化的成长仪式不同，社会心理学家则标示出成长的几个量度：不仅指生理上的成熟，更强调从儿童阶段到成人阶段的社会身份的转变，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的认同以及理性思维能力的获得。 作为人类个体重要的生命体验和社会生活中独特的文化现象，成长必然会成为文学艺术创作的审美对象。这首先是因为成长本身就意味着童年与成年交界的空白地带，意味着困惑与渴望相伴、恐慌与顿悟并行的心路历程，这一充满悖论与张力的人生阶段为创作开拓了意味深长的审美空间；其次，走向成长的青少年往往在初次面对充满欺诈与暴力的社会人生时不知所措，以往儿童时代所秉持的那种纯真和美好无法应对丑恶的现实人生，要想顺利实现社会化的成熟过程，就必须捐弃童年时代的率真，因此，成长本身就是一个“失乐园”的文化象喻，而其中所体现的成熟与异化如影随形的生存困境，形成人类对自我与社会关系的永恒探询；再次，成长总是以个体为其承担者，在自我与社会的融合与冲突中确立自我个性，寻找具有主体性价值的自我文化身份，这本身就体现了对于生命价值的肯定和确证，对于生命意义的自觉追求。可见，“成长”本身丰富的文化意蕴决定了它成为一个反映人类共同情感体验的文学母题，特别是在长于表现广阔现实生活和精深心理体验的小说体裁中，有关成长的故事更是屡见不鲜，并形成了“成长小说”这一独特的文类。 作为一种按文学主题特征进行分类的小说类型，“成长小说”的创作传统悠久，数量巨大且影响深远，但对其审美范围的界定，学界却很难达成共识。具有代表性的界定是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一文中所作的系统阐述：“它塑造的是成长中的人物形象。这里，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主人公本身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公式中成了变数，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与此相关，小说的情节也从根本上得到了再认识，再构建，时间进入了人的内部，进入了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这一小说类型从最普遍的涵义上说，可称为人的成长小说。”[1]另一个具有理论代表性的说法来自莫迪凯·马科斯，他将众多成长小说的定义作了深入的归纳分析后，指出对“成长小说”中关键词“成长”的界定一般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将成长视为年轻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逐步增长的过程；二是把成长解释为一种认知自我身份与价值，并调整自我与社会关系的过程。在我国理论界，对于成长小说有代表性的理论论述有以下几种：一是基于“人决不是所谓‘命运’的玩具，人是可以进行自我教育的，可以通过自我教育来创造自己的生活”的基本观念，认为成长小说是“以个人和社会的矛盾尚未激化成为敌对状态为前提的，主人公在生活中接受教育的过程就是他通过个性的成熟化和丰富化成为社会的合作者的过程”。[2]二是通过归纳中国成长小说的文本特征试图把握成长小说的内涵，这几个特征分别为：小说的主人公是性格尚未定型、成熟的青少年；主人公与生活于其间的人和环境的关系，有教育与被教育明确的施受关系；主人公的文化成长得到确定而充分的表现，而文化成长的关键词是“改变”；在成长小说的行动元结构中成长通常是构成小说的基本物质材料，并得到连续显现而保持足够的叙事维度。[3]三是强调成长小说文本中必须出现“主人公迈出了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并在分析美国文学中公认的成长小说的基础上，归纳了几个特征：强调成长小说内容中须具有亲历性的特征，认为人物成长的心路历程，构成了成长小说模式化的叙述结构，即天真——诱惑——出走——迷惘——考验——失去天真——顿悟——认识人生和自我，并将主人公获得对社会、人生和自我的重新认识看作主人公在经历生活磨难之后的成长结果，并进一步强调这种认识必须是“明确而切肤的感受”。[4] 毫无疑问，以上关于成长小说的界定和阐释，基本是建立在以男性主人公为成长主体的小说文本之上，男性的主体成长被默认为人的主体成长，也就是说，在人类文化发展的主脉里，那些能同构文化原型模式、负载丰富文化意蕴、形成古老文学母题的成长文本，实际上就是男性成长小说。这一文化现象也印证了父权制社会中所谓人的主体即专指男性主体的特点，而居于从属边缘地位的女性亚文化群体注定由于主体性的缺席而喑哑无声。女性所处的文化位置决定了文化长河中女性成长故事的无名和匮乏状态，而男性成长故事中的大部分女性形象也无法逃脱男性对于女性文化想象的窠臼：承载男性审美和情欲理想的天使或圣女以及道德堕落构成罪恶渊薮的妖魔或荡妇，前者因貌美在男性成长故事中与其他宝物一样成为迷人的客体，不仅构成男性成长的叙事基本动力，而且还可以作为男性经历考验后的绝妙奖赏并标示男性的成熟；后者因貌美或谗言成为男性成长过程中陷阱或诱惑的化身，作为一种危险的成长考验潜伏在男性成长的路途上。女性这种两极化修辞以及在男性成长舞台上的功能设置无疑是为了衬托男性这个成长主体，而女性的真正存在及生命成长却在关于男性成长的形形色色的阐释中被封闭在文化视觉的盲区中。 在中国文化史上，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照亮了几千年黑暗、喑哑和隐秘的女性文化世界，以人的觉醒促发了女性性别的觉醒，使初步具有性别意识的女性开始以一种来自女性生命体验的语言进行自我言说和言说自我，而这就意味着女性成长小说真正破茧而出，真正从文化无意识的混沌与黑暗中浮出历史地表。事实上，女性成长小说也在不断的发展深入中，推动20世纪女性写作从幼稚逐渐走向成熟。基于此，把“女性成长小说”当作一种文类提出并对其进行清晰明确的界定就非常必要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女性成长小说”这一提法虽经常被人使用，但更多的只是把它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而很少有人对其进行较为严格的理论清理和概念界定，学界较为有代表性的意见是认为女性成长小说“主旨在于全面展示女性主体的成长过程”。[5]这一提法看似无懈可击，但事实上，由于“主体”在思想史领域里存在着过于复杂的涵义，比如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的“主体”就是对康德以来人文主义“主体”的反驳，女性主义到底强调的是哪个“主体”，这个概念并没有做出理论说明，即便这一概念全盘接受的是人文主义的主体观，那么后现代的思想成果要不要或在多大程度上吸收也未见有清晰的论述，因此，用这样一个涵义本来就模糊不清的术语作概念界定的关键词，得出的结论自然暧昧不清了。另一种公认的提法是对女性成长小说中“成长”进行理论阐释，认为“这个成长，是双重指向的成长，一方面指创作主体/女作家在这一时期思想和艺术不断深入、成熟的发展经历，一方面指作为创作对象的时代——社会——家庭——男人——人等诸事项与众生相的发展变化”。[6]这一界定看起来也义正辞严，但由于“成长”的内涵和外延过于宽大，甚至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从而失去了特有的理论针对性。理论界对“女性成长小说”这一概念认识的不足会直接影响到这一文类的研究，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整个女性文学的认识，因此对这一概念进行清晰的理论界定将是十分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