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980年代的文学变革，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伤痕文学”突破论，认为正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出现，一改原有“文革文学”的“非人的文学”、“黑帮文学”或“阴谋文学”状况，开创了“新文学发展最为波澜壮阔的时期”①；另一种是1985年革命论，认为只有到了1985年前后，一些新潮作家、作品和批评家的出现才使文学发生了“真正的变化”或曰“革命”。 后一种观点以李陀为代表。他在1987年就提出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发端的文学“变革”仅仅是“在表面进行”的，实际上仍然“沿袭”的是“工农兵文艺”路线，“文革”后“真正的文学革命”是1987年“实验小说”的出现。到了2001年，李陀“认真地追根溯源”，又把“文学革命”的历史拓展到“朦胧诗”。但出于和1987年同样的理由，“伤痕文学”仍然在李陀的“文学革命，”之外②。 抛却这两种观点背后各自的一元化标准（分别为政治和审美）不计，二者都有其历史真实性，应该存在对话的可能。提出这一点，一是因为过分地强调“断裂”，容易造成对历史连续性的忽视；二是界限分明的“断裂”既无助于对变革的发生作出有效解释，还可能导致将变革本身进一步神话化和凝固化。本文试图借助1982年影响较大的“风筝通信”③，来探讨这两种观点间的关联，并由此对1985年变革中的文学观念的构造方式作出初步分析。 语境：“下一步踏向何处” 说到1985年的文学观念，影响最大的当数“现代派”。一种常见的文学史叙述脉络是：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大量译介和广泛传播，“现代派”一举超越了“现实主义”，对1980年代中后期的批评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学界虽然也把1982年的“风筝通信”看成当代文坛“现代派”论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讲述“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发展史时提到它在客观上扩大了“现代派”的影响，但很少有人论及“风筝通信”对1985年前后“现代派”文学观念的形成究竟产生了怎样的作用。 这里首先要提出的是，“文革”后的文学观念迅速走向“现代派”，特别是将“形式”、“语言”和审美等作为“现代”文学的特征，并非自1985年始，这种趋势早在“风筝通信”前后就出现了。当时就有人批评“现代派”论争只是斤斤于形式而忽视内容。④ 和今天很多人将1980年代后期文学陷入能指游戏的责任尽数推给文学家的思路如出一辙，这些批评往往只注意文学趋向“形式”的内在动力，却忽视了作家和批评家所面对的外在压力——它从一开始就影响了文学写作的“内容”，并限制了后来“形式”讨论的界限。这从参与“风筝通信”的几位作家遭遇到的“共同性的问题”可以略窥一二。 1981年初，蒋子龙致信冯骥才：“你打算沿着《歧路》（《铺花的歧路》）走下去，还是依照《在人间》（高尔基）的路子走下去？”言下之意，在蒋子龙眼里，冯骥才在“文革”后的路子和经典革命现实主义作家的路子是有很大不同的，现在的问题是继续走“突破”的路子还是回到经典革命现实主义。蒋子龙的问题在冯骥才那里得到了强烈共鸣：“本来，文学的道路，有如穿过莽原奔往遥远的目标，不会一条道儿、一口气走到头。但我们这辈作者为什么几乎同时碰到这个难题呢？看来这是个有共同性的问题。”⑤ 对此，冯骥才做出了反思。在他写给刘心武的信中冯骥才提到，“多年来非正常的政治生活造成的、有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成堆摆在眼前，成为生活前进的障碍。作家的笔锋是不应回避的”，但另一方面，他却觉得蒋子龙所说的“在每一篇新作品中，强使自己提出一个新的、具有普遍性和重大社会意义的问题”又太难了，“这样就会愈写愈吃力、愈勉强、愈强己之所难，甚至一直写到腹内空空，感到枯竭”。 冯骥才这段话说得既中肯又含蓄。他感觉到了文革后通过“说真话”给文学带来的力量，但到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1981年，官方要求以各种方式减少对文革题材的书写。⑥ 文革不好“说”了，即使“说”了，和主流的调子完全一致又很难有什么反应；不一样的话，很可能会遭受批评。一位批评家站在1982年的“决议”立场上对戴厚英写于1980年的《人啊，人！》追加了这样的“要求”： 人们也许会说，作品是写成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之前的。但是，这一决议是几年来对历史的重新认识的结论，而重新认识的过程是一直在进行着的。要求我们的作者，作为这一过程的参与者，从正面或侧面反映出这一时代的脉搏，或以这一历史进程为视角去表现生活，不算是对作者的过高要求吧。⑦ 这个“要求”还透露出，对如何表现历史（“文革”）的限制同样适用于在表现时代（“生活”）上，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传达到作家们那里，自然是“下一步”如何写作的问题。也就是说，作家们在此时感觉到的不是没有“社会问题”可写，而是将“社会问题”写得既切合意识形态要求的“重大社会意义”又有新意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在信中，冯骥才想出的办法是，以后不再处理“笼统”而且“客观性太强”的“生活”，转而写更为丰富的“人生”。⑧ 有意思的是，刘心武虽然认为冯骥才指出的弊病确实存在，但刘“以为那主要是因为我们艺术修养还差，没有写好，还不好用因果关系去解释，所以我不甚同意‘难免’说”。⑨ 进而刘心武用自己的方式解读了冯骥才的想法，“你所思考的，是在政治方向已经确定之后，进入艺术构思时所取的角度问题。你认为从‘社会问题’角度取材，不如把生活当作一个整体，充分认识到人的活动即人生的复杂性、丰富性、流动性，使社会生活和人物形象在作品中达到充分的‘立体化’，你的‘注意写人生’的主张，大体上是这么个意思吧。我赞成，并稍加补充：真实地反映人生，并通过作品引导读者看出人类生活的总发展趋势。我以为这也就是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方向。”可以看出，刘心武并没有多少蒋子龙和冯骥才那样的困惑，原因是他对“文学发展方向”的看法没有超出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要求，他所致力的是如何在“革命现实主义”的前提下进行创造性的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