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中，所谓“重返80年代”的“文学心态”，主要侧重的是研究者持有的观念、视角以及进入“文学历史”的具体阐释方式。面对着近年来逐渐升温的“重返80年代”、“80年代文学研究”现象，一个可以确证的内容就是：上述有关从“历史”和“问题”中引发的研究现象，同样具有鲜明的重释、构建甚或近乎本质化的倾向。正如任何一次“重返”归根结底都可以视为一次“重写文学史”的“有效过程”，在“重返”的过程中，对作家、作品的重评、辨识乃至对历史的重新编码，都交织着实践者“今天化”了的旨趣与渴望。这样，在有关“重返80年代”、“80年代文学研究”的文章、专集已达到相当深度和厚度的前提下，笔者只想选取重温“80年代文学”时心理状态这一角度，并结合已有的“材料”（比如：已有的和正在被发掘的史料和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上述现象给予相应的“再解析”，进而触及某些历史问题。 一、“重返80年代”的文学视野 毫无疑问，“重返80年代”、“80年代文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生动地体现了世纪初的立场和视野。作为一种历史的追溯，“重返80年代”很容易让人联系到旅美学者张旭东《幻想的秩序》一书的序言（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此文在1998年2期《读书》上作为单篇文章发表。在文中，张旭东以一个“远眺者”的姿态，表达了他渴望通过重返80年代文化的“内部风景”，进而“重返”80年代充满激情与理想的“情绪记忆”。在“80年代的‘西学热’或‘理论方法热’（诚如许多人所指出的，这是‘文化热’的核心）不是一个文化怀旧的话题，而是当代思想史上有待澄清的一个问题”的前提下，张旭东曾指出——“把80年代文化范型历史地描述为经济主义世俗化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幻觉，尚没有触及到这场思想文化运动的唯物主义内容。意识形态的集体表述不仅为自身制造出种种神话，它也必然对应着某种文化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变革。从符号生产和符号消费的经济学角度看，‘文化热’揭开了当代中国符号资本‘原始积累’的帷幕，其规模之浩大，足以作为近代史上继洋务和‘五四’之后的又一高峰。大批20世纪西方哲学、史学、文学批评、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基本著作的译介带来了当代中国话语生产的一次飞跃。它不但使中国知识分子在世界性的当代背景下反思和‘重写’历史和想像未来，更通过具体的话语操作和语言习得将当代中国的经验表达紧密地编织进以西方话语为中心的国际符号生产的分工和秩序网络之中。”① 从张旭东的论述可知：80年代掀起的“文化热”以及各色形式实验和创新，对于当代中国进入全球化视野具有怎样的文化意义。这种“重返”时获得的历史体验，无疑对80至90年代中国文化“内部流程”的把握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解读具有重要的启示。但显然，文学意义上的“重返”与文化、思想意义上的“重返”是不同的。文学意义上的“重返”建构于文学自身的“风景”，这一视域的特殊性决定“重返”需要从更为具体的部分“见微知著”。80年代文学当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发展过程，至少历史地看，它不但要关联其后的历史，更为重要的，它还要处理之前的历史及其转变过程；而如何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比如从当代文学史的角度凸显“80年代文学”的重要意义，正是“重返”历史的逻辑起点之一。 与张旭东的文章相比，近年来文学研究意义上的“重返80年代”就其现有成果而言，至少包括以下几种状态。其一，是与80年代密切相关的一批回忆录、传记和史料的出版。这一部分内容结合近年来在80年代文学研究领域取得显著成绩的程光炜著作，大致可以包括“刘锡诚的《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陈为人的《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香港，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徐庆全的《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②。这份书目名单当然可以以分门别类的方式不断罗列下去，而且，我们更多应当关注这些材料的“原生态面貌”及其在“重返”80年代文学历史过程中的有效价值。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5月，由北京三联书店推出的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一书，曾在读书界掀起一股“80年代文化热”。该书在上市后迅速热销，并在第二年11月印刷7次，而其被访谈的当事人也在讲述中揭示了许多被历史遮蔽的内容。其二，是文学研究系列成果的出现。自2005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和北京大学教授李杨分别在其任教的大学开设与“80年代文学研究”相关的研究生课程，并以系列学术论文的发表和在《当代作家评论》共同主持“重返80年代”专栏的形式，对80年代诸多文学事件、论争、经典萌生等系列问题进行清理；此外，就是另外一些学者写作的关于80年代文学的研究论文。至2009年9月，程光炜主编“八十年代研究丛书”一套三种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入程光炜个人专著《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及其编辑的相关文章20余篇③。其三，是世纪初几年来出版、修订版的当代文学史版本。文学史作为一种文字历史和经典排列，在具体的课堂教学实践中起到的作用或许很难用某种量化标准加以衡量。翻阅2009年出版的文学史教材，比如：孟繁华、程光炜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第二版），“新世纪文学”都业已进入到文学史版本的记录之中④。这一现象的出现，至少表明当代中国文学历史的编排、沉积程度越来越需要一种重新构建的方式。置身其中，“80年代文学”由于时间、转折等历史原因，在相对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的前提下，自然是“第一个”需要重新面对的历史阶段。从世纪初几年文学研究以及几次当代文学年会的主题可知：终结与80年代文学密切相关的“新时期文学”这一所指模糊、但又使用频率最高的历史概念，俨然成为“重返80年代”及其文学场域的一个重要“契机”。作为充分体现治史者立场、语境的成果状态，这一部分内容虽然模糊但却最具历史效力，它会在不断讲授、阅读的过程中影响接受者的观念和认识，而其不断面临“重写”的态势又决定包括“80年代文学”在内的文学历史，都可以在书写的过程中呈现开放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