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自4卷起的新文化(新文学)倡导，“策划”和“运作”的特点更为突出起来。其中，十分典型的一例，就是4卷6号推出的“易卜生号”。两个月前还是一个“拟”想，但决心是大的，在4卷4号上发布“启事”，破例向海内外学者“征集”稿件(4卷3号已有不用外稿的《通告》): 本社特别启事 易卜生(H．Ibsen)为欧洲近代第一文豪，其著作久已风行世界，独吾国无译本。本社现拟以六月份之《新青年》为“易卜生号”，其中材料，专以易卜生(Ibsen)为主体。除拟登载易卜生所著名剧《娜拉》(A DoIIs House)全本，及《易卜生传》之外，尚拟征集关于易卜生之著作，以为介绍易卜生入中国之纪念。海内外学者如有此项著述，望于五月十日以前寄至北京东安门内，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本志杂志编辑部，为祷。 但所谓“征稿”，又何尝不是为扩大影响而“故作姿态”呢?出个专号介绍易卜生，应该是“编辑集议”的结果①，为此，《娜拉》的翻译，胡适和罗家伦已经着手，《易卜生传》(北大学生袁振英撰)也有了着落，但这些尚不足以出专号。这件事的动议，可能最早出自胡适，他更有热情，勇挑大梁，那篇著名的《易卜生主义》，有“贞操问题”讨论的启发，更有对《新青年》自创办以来感同身受的体悟，加之翻译过程中的触摸，就这样“把我心目中的‘易卜生主义’写出来，做一个‘易卜生号’的引子”②，是意外的收获。陶履恭又承担了《国民公敌》的翻译，加上吴弱男译出的《小爱友夫》。所以，5号再对“易卜生号”预告，改为郑重其事的《本志特别通告》，内容和形式上也都有了明显的不同③: 本报现以第四卷第六号为易卜生号。以为介绍欧洲近世第一文豪易卜生(Ibsen)入中国之纪念。内有易卜生之名剧《娜拉》、《国民公敌》、《小爱友夫》三种之译本，及胡适君之《易卜生主义》长论一篇，附以《易卜生》传与其他关于易卜生之论著。读者不但可由此得知易卜生之文学思想，且可于一册之内得三种世界名剧。此为中国文学界杂志界一大创举。想亦海内外有心文学改良、思想改良者所欢迎也。 即使是推出的“易卜生号”那期，仍然有两个《本社特别启事》，一个是想在此基础上再办“萧伯纳号”，另一个仍然是易卜生的: 本社拟于暑假后，印行《易卜生剧丛》。第一集中含《娜拉》、《国民之敌》及《社会栋梁》三剧。此外并有胡适君之序言，解释易卜生之思想。特此布告。 请注意，又增加了一部《社会栋梁》;而《易卜生剧丛》，并未见得出版④。 如此大张旗鼓地策划、包装与运作，确可谓“中国文学界杂志界一大创举”，在《新青年》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在新文化(新文学)倡导运动中也是“空前绝后”的(虽然7卷有“人口问题号”、“劳动节纪念号”，却显然无法与之相比)。在这些“大吹大擂”的“启事”和“通告”字里行间，流露出倡导者“壮盛”的“意气”。 胡适似乎不肯就此罢休，应朋友之邀，又仿《娜拉》用英文写出“游戏的喜剧”《终身大事》。剧中父女二人的“田”与“陈”古时一姓、不得结婚的那段对白，可以使人想到刚刚见于报端的《荆生》，以“田其美”影射“陈独秀”，可见双方“对垒”的气势。继之，因为《终身大事》要登载在《新青年》6卷3号，胡适又特意写了个“跋”，说:“这出戏本是因为几个女学生要排演，我才把他译成中文的。后来因为这戏里的田女士跟人跑了，这几位女学生竟没有人敢扮演田女士。况且女学堂似乎不便演这种不很道德的戏!所以这稿子又回来了……只好送给我的朋友高一涵去填《新青年》的空白。”不无风趣，但又何尝不是有意给后来的“文学史”留下一桩“遗闻”呢? 如果说4卷6号的首篇《易卜生主义》，前半部分着眼于“易卜生号”的《娜拉》一剧以及“娜拉出走”所作阐发，那么，胡适“心目中的‘易卜生主义’”，更值得关注的是文章的后半部分，是从《国民公敌》和《社会栋梁》出发展开论述的: ……我们且看易卜生写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易卜生的戏剧中，有一条极显而易见的学说，是说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lndiuidnality)，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 那些不懂事又不安本分的理想家，处处和社会的风俗习惯反对，是该受重罚的。执行这种重罚的机关，便是“舆论”，便是大多数的“公论”。世间有一种最通行的迷信，叫做“服从多数的迷信”。人都以为多数人的公论总是不错的……那少数人的主张渐渐的变成多数人的主张，于是社会的多数人又把他们从前杀死、钉死、烧死的那些“捣乱分子”，一个一个的重新推崇起来，替他们修墓，替他们作传，替他们立庙，替他们铸铜像。⑤ 《易卜生主义》对“舆论”、“服从多数的迷信”、“多数人的公论”的挑战，甘做“国民公敌”，说“‘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强调“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宣称“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⑥。这正是《新青年》创办后的核心话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