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略述 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知识谱系学的诉求也日趋强烈，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版本批评”或“史料学”① 等概念的提出与建设即是相关知识理念的产物。这几个说法名目相异，要解决的归根结底多半是两个根本性或常态性的问题：一是如何整理现代文学作品，一是如何对其展开有效的研究。到目前这一阶段，现代文学重要作家的文集或全集基本上都已编定，所谓“整理”，多半只剩下查漏补阙一类工作了。但作品的大量整理与实际方法的有效性之间并不对应，或如解志熙先生所言：“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迄今似乎仍限于自发的或自然的状态”，即“缺乏古典文献学那样被共同意识到的学术传统和被大家自觉遵守的工作路径”。② 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法则又一次在现代文学研究中起着作用——或者说，现代文学研究又一次从古典文学研究中寻求学术资源与方法。从“作品”或“文本”到“文献”，自然并非名词的简单替换，而涉及对象本身、研究观念、治学态度、学术方法等一系列问题。解志熙先生曾强调在当前的研究局势下，从“文献学的‘校注法’引申为批评性的‘校读法’”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强调面对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文本，文学研究者在发挥想象力和感悟力之外，还有必要借鉴文献学如校勘学训诂学家从事校注工作的那种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与比较对勘、观其会通的方法，而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那也就有可能将文献学的‘校注法’引申为批评性的‘校读法’——一种广泛而又细致地运用文献语言材料进行比较参证来解读文本的批评方法或辨析问题的研究方法”。③ 在其他的研究中，“版本批评”而不仅仅是“版本学”得到了更多强调。金宏宇先生认为，“版本学的视域很难让我们去发现版本的文学特性”，“版本批评”则可以“把版本研究延伸至文本批评之中”。为了使现代文学研究“真正具有有效性和严谨性”，要确立三个基本的版本原则，即在文学批评或单个作品的研究中，要具有版（文）本精确所指原则；在文学史的写作中，应秉持叙众本原则；在文学作品出版流布（经典化）的过程中，应遵从新善本原则。④ 在这等知识理念引领之下，对作品的不同版本进行校注或汇校及展开文献学式研究也就是题中应有之意。 现代文学作品的汇校并非新鲜事物，虽然实际上仅有少数几种，目力所见，远有《〈女神〉汇校本》、《〈文艺论集〉汇校本》、《〈棠棣之花〉汇校本》、《〈死水微澜〉汇校本》、《〈围城〉汇校本》等，近则有《〈女神〉校释本》、《边城〈汇校本〉》⑤ 等。但很显然，在实际操作中，对现代文学文本进行系统校注或汇校及研究的难度颇大：一方面，因为种种原因的搁置，现代文学文本的版本问题犹如厚积之尘垢，一时之间绝难拂去，“大量的现代文学文本累积了颇为繁难、亟待校注的问题，成为阅读和研究的拦路虎，而得到认真校理的却只有《鲁迅全集》等个别大家之作。所以，对现代文学文本的校注不仅是必需的，而且几乎需要从头做起”⑥。所谓未被“认真校理”的应是指各类动辄数卷以上的全集或文集。相当一部分文集或全集多是作品汇总，即将各种版本混杂编排，缺乏必要的校注说明，在比较糟糕的情况下，甚至连作品出处都未标注。⑦ 若不加区分地对待一个作品的不同版本，从“众多版本中任选一个版本，而得出的结论却是统指性的”，将会“有损批评的精确”或者“导致阐释的混乱”⑧。也不妨说，目前现代文学研究中对于版本精确性的忽视，以及由此形成的混乱局势，实际上也和文集或全集的版本杂陈的编辑方式有关，反过来说即是，正因为从事文集或全集的编辑整理这类对版本有更精确要求的工作尚未确立可普遍遵从的准则，一般研究中的混乱局势也就可以想见了。 另一方面，汇校本不仅相当稀见，出版之后的命运也颇不顺达——《〈围城〉汇校本》出版后引起的轩然大波即是非常典型的一例，影响所及，还包括其他汇校类作品。⑨ 从目前的研究局势看，包括校读在内的一般性研究是研究者自主性的行为，与原作者基本无关——即无须过多考虑原作者的意志；但汇校本的出版却似乎仍然受原作者（及其家属）的主导——仍然颇多掣肘，比如在当年《〈围城〉汇校本》的纠纷之中，“知识产权”与“经济利益”固然是两个重要的关键词，作者对于“少作”的态度应该也是一重隐秘的因素。因此，这两者之间的微妙差异似乎也表征了何以实际研究与文本出版这两者之间会存在巨大差别。 但学术自觉既已在逐步形成之中，文献学视域下的文本整理出版和研究新局势的出现仍是可以期待的。近期出版的《边城（汇校本）》被列为“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经典汇校丛书”的第一部，其作者金宏宇教授还另有专文《中国现代文学的汇校本问题》⑩，这无疑显示了一种新的研究态势。 问题的关键或许还在于，面对纷杂的局势，现代文学的文献整理如何“从头做起”呢？就当下的实际状况来看，更切实的工作仍然还在于文献本身的辑校。辑校自然并非单一性的问题，下一步工作即校读，这种考察必将涉及到修改的背景、动因等个人和时代的因素；再进一步，则关涉到现代文学学科自身的某些学术方法、规范与原则了。但目前较多出现的校读式批评主要是基于某些新发现的佚文材料，这意味着从文献学的校注到批评性的校读尚只是一个局部原则，即是针对部分文献的零散研究，而不是全局式的系统研究。因此，提供全面可靠的版本谱系仍是当务之急。校注或汇校仍是全部工作的基石。藉此，批评性的校读等工作的重心实际上也可有重要调整：即将全部材料作为研究对象，择要述之；而不是基于某些“边角料”的零散研究，如某些佚文的发掘。这种调整，粗略地说，即从“树木”到“森林”。 从文献学的角度看，穆旦的诗歌文本是亟待重新整理的。 二、穆旦诗歌的复杂版本、由来及认识 穆旦是一个对写作不断进行修改的人。细细检索穆旦诗歌发表的刊物、诗集以及手稿，即可发现多有版本歧异现象。纵观之，有的歧异仅仅是标点符号、语法使用或个别字的改动与更变，有的则是标题、词语、诗行、章节乃至诗歌形式的改变，少数诗歌从初版到再版几乎是重写。总之，从标题、形式、重要词句、诗行、诗段、结尾乃至整首诗的修改可谓比比皆是。细微修改往往并不会造成理解上的误差，但相当多的修改可以见出诗人美学立场或人生经验的某些重要的变化轨迹。从文献版本的角度看，所有这些均可纳入考察范围之中。具体到各个时段，可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