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叙事与人类历史如影随形。20世纪以前，寓言叙事的象征阐释系统是传统的、确定的，20世纪以来，叙事的现代转型以及现代性的复杂使其象征阐释系统也变得多元和不稳定。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使现代性叙事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核心问题，现代性想象不仅持续地统摄着中国文学，也规约着作家的叙事想象和叙事自由。个人化叙事的倡扬或许是为了摆脱一个世纪以来这一幽灵的魅惑，当作家在炫耀写作技巧、专业知识和语言能指的舞台上畅快地滑行时，精神的失重也在威胁着文学，使它剑走偏锋。历史意识是一个渐行渐远却又叫人眷恋的背影，它沉积在叙事深处，随时可能复活。 《大势》是陈希我的新作，小说演绎了当今世界最为敏感的问题——民族与民族主义，“民族属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生活中最具有普遍合法性的价值”①。这种合法性是否真的如此理直气壮？陈希我在现代意识的烛照下，将它放进20世纪的历史怀抱中慢慢展开。这是一种艰难可贵的努力，也是一种高远的叙事理想。 对陈希我的写作我一直抱有期待，他自觉地将自己放置于他者的边缘位置上，不祈求写作以外的赐予，写作就是此生。他的双眼紧盯着现实的深渊，不放过细小的皱褶，他窥破了现代生活的神话，看到了根本意义上的不自由，那是欲望对灵魂的统治。陈希我以自身的写作指认了人对现实的无力感，并试图发掘这种无力感的来源，使我们由此生出直面生活的勇气。同时，他不遗余力地将叙事往细微处、往极端处推，将叙事的刀子直接对准自己，在滴血的心面前也没有撇过头去，他从痛中感受快意，去舔尝血的腥甜并独自疗伤，我以为这种写作态度来自他对日本文化的自觉借鉴。在陈希我的文学养料构成中，他的留日经历不容忽视，这从他对日本一系列优秀作品的解读中可以知道。阅读陈希我的作品让人不安，感觉遭到了冒犯，体面的生活表皮露出了狰狞的真皮。恩格斯说，人类历史上所有的进步都是以神圣的事物遭到亵渎为代价的，这同样适应于文学王国。 如果说写作是纸上的权力，那么今天这种权力显然被许多写作者滥用和挪用了。权力从来就是双刃剑。当大部分叙事者利用了话语权力、现实被一再悬空之后，最终换来的是读者对文学的普遍冷淡和怀疑。阅读上当也会累积出经验，精神世界的法则与现实世界并没有两样，尤其是写作日益臣服于现实利益的法则之时。在水平线以上，写作比的不再是才华，而是勇气、激情、受难和献身的精神。精湛的写作技巧远不如一颗卑微的心动人。心是文本最后的栖息地。 一、民族怨恨、含毒的创伤与现代性 《大势》是经历了重重屈辱与坎坷的20世纪的中华民族的寓言。当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年漫长的救亡战争只浓缩成历史书上薄薄的几行时，当南京大屠杀变成被屠戮者是20万人还是30万人的数字争论时，当“落后就会挨打”成了顺口溜时，当我们对大和民族的称谓简化成“小日本”、“日本鬼子”并获得阿Q式的快感时，我们对中日之间沉痛的历史的反省与思考正在弱化，潜意识中试图淡忘民族的历史伤痛，阿Q对头上疤痕的忌讳多么惊人而普遍地重演着，所以鲁迅先生要以写作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阿Q头上的伤疤至今依然是我们的镜子。一个弱势民族的精神胜利法可谓所向披靡，但本质是可悲的。我们不敢揭开历史的伤疤，家丑不可外扬，我们缺乏正视过去的力量，也缺乏自嘲的勇气，于是我们选择回避，我们希望时间慢慢地治愈伤痛，我们不知道这是含毒的创伤。马尔库塞说：“在时间中治愈的创伤也是含毒的创伤。思想的一个最崇高的任务就是反对屈从时间，恢复记忆的权利，把它作为解放的手段。”叙述人“王中国”将这些我们正努力淡忘的“含毒的创伤”和被埋葬的记忆重新推到我们面前，20世纪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暴涨给整个人类带来的伤害，给人类尊严带来的尘垢，给人类记忆带来的创疤又一一再现。 今天，“全球化”使社会关系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强化，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以1972年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给人类带来的变化为标志，因为从此全球有了在同一时间接收同一信息的可能。正是这一物质技术的支持促使真正的全球化的到来。此一情境，消费主义渗透不断加强，民族关系更需审慎对待，《大势》的面世别具意义。让我们这个正在快速崛起的大国重新审视自己曾经“帝国”的悠久历史，细细品味其中的波澜，就会发现我国追求现代性的历程有其复杂性，而且以理性和自由为核心价值观的现代性在今天仍是未竟的事业。它曾经在建构民族国家的崎岖道路上踽踽独行，曾一度与民族主义并驾齐驱并最终让位于民族主义。19世纪末的几次惨败，战败国的身份使民族主义赫然抬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充满暴力的宏大叙事激活了民族麻木脆弱的神经，同时煽动了战败国的怨尤情绪，主流意识形态利用了这种怨恨，使无数的热血青年踏上了革命的征途。民族情绪的狂热与集权专制往往只有一墙之隔。在救亡的迫切局面下，民族主义的背面暂时还没来得及敞露。然而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民族情感并非普通个体的情感总和，尤其是对于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民族而言，它是错综复杂的，在面对他者尤其是在国家存亡之际，它会成为一个强势的符号，而内部更真实地弥漫着个人的私欲，甚至成为一个攫取个人利益的噱头。哲学家罗素曾在《中国的问题》中以“贪心、懦弱和冷漠”概括中华民族的国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