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以来的现代小说的发展中，“人”不仅仅只是小说思想层面表现的对象，同时也是形式层面表现的对象，根本原因在于小说对人物的描写方式中包含着时代的文学观念。同时，由于人们对“人”的认识不仅体现在语言化的抽象的“主义”、“观念”中，更体现在感性、日常的生活中，而“身体”作为“人”的具体存在形式，就成为了必须关注的对象。这样，在我们对现代小说中“人”的存在形态的考察中，“身体”就不仅应是某些思想观念的存在物，同时也应是小说形式的存在物。 然而，在我们以往对现代文学的考察中，往往把对作品中“人”的研究停留在了观念层面，而较少从形式层面思考“人”，更很少思考作为人的具体存在的“身体”在文学中所具有的形式功能和意义。 对小说中的人物描写而言，“身体”并不仅仅指“人”实体的形躯，也不仅仅指“性”，从文学的审美特性出发，“身体”这一概念可以伸展出诸多意蕴，向外它可以是身体的形象、语言、行为等，向内它可以是心理化、精神化的体验、感觉、意念、情绪、记忆等，只不过无论是具象还是抽象，都离不开“身体”这一轴心，在现代文学的每个不同的创作时期，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作家对身体的呈现也就在以“身体”为轴心的杠杆上移动，笔者认为，以“身体”为中心的人物描写的动态转移充分显示了现代文学观念的发展和变化，因此，这里把现代小说对于“身体”的想象和书写所构成的写作体系称之为“小说身体”。 本文将主要以赵树理小说中的“身体”呈现和人物写法为考察对象，研究它对“五四”小说人物书写传统的改变和超越，并以此来思考现代作家在对“人”的书写的变化中所蕴含的对人的“现代性”的理解和想像所作的各种尝试。 一 “五四”小说传统：身体的内在化 毫无疑问，赵树理文学是文艺大众化的产物，它不同于“五四”新文学传统对人的表达和写法，在赵树理的小说中，想寻找“五四”文学中的那类“身体”是件困难的事情。这里，先简单回溯一下“五四”的“小说身体”世界。 “五四”确立了中国现代小说具有个人主义性质的“人”的书写范式，从而也确立了“身体”的书写范式。 “身体解放”作为“五四”时期“人的解放”的重要方面，被周作人、陈独秀、胡适等思想家所极力提倡。在对传统封建道德的批判中，伦理的“身体问题”是一个核心问题，落实到小说叙事层面，“身体”作为个人欲望的代名词，也不断地被作家们书写着，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五四”时期反映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特别多。 在“五四”时期，“身体”不仅体现为被书写的内容，也体现为被书写的形式，这主要是指“五四”文学观念通过“身体”在小说叙事形式上的表现。由于“五四”新文学所确立的“人的文学”的观念，同时也由于新旧文化转型这样特定的历史语境，对个人的感性欲望世界和现实理性世界之间的矛盾和冲撞的表现就成为具有时代性的主题，而对于小说创作来说，只有通过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才能展示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的成长、变化和矛盾。可以看出，在“五四”以来的文学中，“现代个人”意义上的“身体”，往往是指感性、欲望、知觉、体验等，它们具有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特征，通过“身体”，“五四”文学所表达的是人的主体世界，这也就是梅洛·庞蒂在他的知觉现象学中所说的“身体—主体”。 “五四”文学“向内转”的趋向是和现代心理学如弗洛伊德、柏格森、詹姆斯的心理学说对人内在世界的发现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相关的，同时也与“五四”文学对个人的重视、对人性复杂性的认知有关。可以看到，“五四”时期第一人称小说特别是书信体、自传体等个人化的文学形式受到了作家们青睐，这种文体形式与西方18世纪兴起的个人主义文学有极大的相似之处①。 由于“身体”在“五四”文学中主要是通过心理化的方式表达的，因此，在“五四”这样一个大谈伦理道德和身体解放的时代，人们在小说中常常难以看到真实的“身体”，看到的是由感性与理性的冲突而引起的心理上的矛盾和困惑，对于这一点，郁达夫、庐隐、丁玲等的小说最具有说明性。如郁达夫惊世骇俗的关键并不在于他的小说有对“性”有直接的呈现，而主要在于他对“性心理”的大胆展现，在他的很多代表性的小说中，与“性”有关的行为都写得比较简略，而由这些行为引起的内心的分裂和困惑才是作者描写的重点所在。可以说，在“五四”文学中，虽然“身体”是引起内心冲突和焦虑的根源，但是，作家们重视的仍是人物的心理，而不是外在的事实，由此“五四”文学展示的是人与环境的冲突和对立，这是明显具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性质的文学。 这种小说模式与中国传统小说相比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中国传统小说模式主要是以故事情节而非人物性格为中心的“说书体”，这种传统的故事结构模式主要来自传统说书艺术的“说—听”模式，它注重情节的渲染和人物的行动性。而“五四”时期小说模式的转变主要体现在情节淡化、人物性格突出、以人物心理为结构中心上，它把个人情感、意识、感觉作为小说的中心。 这种现代个人主义的文学传统，不仅在有着“五四”传统直接影响的知识分子化的文学创作中，也在之后其它不同性质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继承，无论是在早期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中，还是在延安文学中，抑或是在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中，对个人世界的展露总是知识分子内心挥之不去的情结，即使在意识形态的压力之下，通过间接、迂回甚至否定的方式来表达也是大量存在的，如在延安至建国后丁玲、周立波、孙犁，柳青、杨沫等作家的作品中，具有非政治性质的个人生活和内心欲望、体验时常会在文本的边缘处出现，这仍然是“五四”精神及其小说传统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