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12（2011）03－0081－08 一 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以其直露大胆的内心独白，不仅在痛彻心扉的呐喊中表露出精神上的苦闷和困惑，而且将这种精神上的创伤体验和痛苦经历与中国当时羸弱和病态的历史相结合，创造出涵纳现代意味的个人情绪和社会历史的自叙传文体。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白话短篇小说最初的创作实验之一，而《银灰色的夜》《沉沦》《茫茫夜》《空虚》《春风沉醉的晚上》等小说则代表了现代文学创作的实绩。无论从创作姿态还是小说内蕴而言，郁达夫前期的小说创作都体现出了独特的复杂性。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中说：“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象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1]可以说，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以其大胆直露的内心呈现和欲望书写，形成了强大的冲撞力，捣乱了困囿在封建文化思维中的旧梦，从而对中国的国民和社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精神冲击，同时对其进行一次“精神”分析和诊疗，使沉湎于陈腐“梦”幻的人们不得不卸下虚伪而沉重的背甲，睁开蒙昧的眼睛，解放受缚的心灵，去面对自身的灵魂、身体、欲望，真正地去做属于一个“新”人的梦。然而，郁达夫小说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还不仅仅局限于此，在他1922年发表的《艺文私见》中，他提出当时是一个“混沌的苦闷时代”，“目下中国，青黄未接。新旧文艺闹作了一团，鬼怪横行，无奇不有”。[2]而在《五六年创作生活的回顾》中，郁达夫同样说道：“记得《沉沦》那一篇东西写好之后，曾给几位当时在东京的朋友看过，他们读了，非但没有什么感想，并且背后头还在笑我说：‘这一种东西，将来是不是可以印行的？中国那里有这一种体裁？’因为当时的中国，思想实在还混乱得很，适之他们的《新青年》，在北京也不过博得一小部分的学生的同情而已，大家决不想到变迁会这样的快的。”[3]可见，在那个摇摆不定、混沌不清的历史时代，在具有现代意味的文学符码生成过程中，采取何种思想方式、理论向度和创作姿态，成为现代文学写作者亟需面对的问题。此时的郁达夫选择了以“我”嵌入文本的思想指向和创作姿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浪漫派文学与日本私小说的影响，而郁达夫的尝试则是将这种表达方式进行了一种在地化处理），将本人的精神心态、思想情绪，甚至潜意识中的欲望以及在抑郁中的烦闷，都通过“夫子自道”的方式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内心解剖和精神拷问。在郁达夫前期的小说中，抒情主人公形象——零余者，“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并经过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4]。郁达夫在《〈沉沦〉自序》中也说：“第一篇《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和灵肉的冲突——但是我的描写是失败了。”[5]149由此可见，郁达夫在这里强调的并不只是忧郁病的问题，更重要的着眼点还在于“解剖”二字，即在特定历史时间中对以“自叙传”形式在真实与虚构中游移的“他”（包含着自“我”的因素）进行一次直露而深刻的精神层面“解剖/分析”，而“梦”以及通过梦所生产出来的隐喻则是在这一文学生产进程中所倚赖的主要媒介，这也使得郁达夫的“自叙传”形式的小说文本实验，具备了丰厚的思想意蕴和充分美学自觉。 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创作的意义也在于此——将社会和国民精神解剖与个体自“我”的精神拷问合而为一，这不仅体现出一种对转型时代、混沌社会和国民精神迷乱的关注，而且更深入开掘了个体内部的灵魂躁动、情绪郁结和欲望纠斗；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考量通过“梦”的隐喻来结构文本，这样的话语生产不仅产生于现代历史和主体生成过程中，而且代表了时代征候（症候）和现代文学写作者的话语策略、无意识欲望和精神审视中的得与失。 但是作为自叙传小说，作品中的“我”与代表作者立场的“我”是不同的，因为文学作品存在着其特有的独立性空间，但也并不代表可以完全割断两者的关系，尤其是在中国当时特有的时代氛围和思想空间中，自叙传小说中的抒情主人公（即自叙主体“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新文学生产过程中特定的话语机制和言说姿态——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主体情感/精神/心理表达介质中的形式体现和具体生发。在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中，抒情主人公“我”在经历生存和精神的双重困境时，进行了一番别有意味的“自由联想”： “就去作筋肉的劳动吧！啊啊，但是我这一双弱腕，怕吃不下一部黄包车的重力。 “自杀！我有勇气，早就干了。现在还能想到这两个字，足证我的志气还没有完全消磨尽哩！ “哈哈哈哈！今天那无轨电车的机器手！他骂我什么来？黄狗，黄狗倒是个好名词……”[6] 这些“零乱断续的思想”，并没有能挽救抒情主人公自身艰难的境地，然而却将其在面临生存问题时所体现出来的一筹莫展甚至一无是处的思想困境充分展示了出来，而“神经衰弱症”的折磨、自身的柔弱与忧郁，以及在生存面前倍感无奈和哀痛，都使其更深层次的精神困境也得以通过文本的形式表现出来。 对于作者本身来说，“悲剧的出生”造成了他的创伤性体验的同时，也对他整个人生的精神特质和性格特征起到了重要影响，“儿时的记忆……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逼着我”[7]。那种从物质供给到精神生活层面上的匮乏，使得“很悲凉很寂寞”的心情笼罩在郁达夫“孤独的童年”里，少年时代的郁达夫在富春江旁过着傍水人家的诗意生活，“我梦见有一只揩擦得很洁净的船，船上面张着了一面很大很饱满的白帆，我和祖母母亲翠花阿千等都在船上，吃着东西，唱着戏，顺流下去，到了一处不相识的地方”[8]366。郁达夫年少时期待着与亲人朋友同聚并寻找新生活的“梦”也成为他“青春”期的深刻印记，但是，“悲剧的诞生”使那种美好的梦想遭受了巨大的创伤——“小英雄”阿千在大水中被淹死的事实，也连同郁达夫少年时的梦和对青春的向往一起幻灭了。[8]367处于青春期的郁达夫在“书塾和学堂”的初期求学，也经历了性格的叛逆与时代的动荡，尤其是后者，也开始在郁达夫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种子，“到了我十三岁的那一年冬天……所谓种族，所谓革命，所谓国家等等的概念，到这时候，才隐约地在我脑里生了一点儿根”[9]。此外，“初恋”爱情的受挫更加深化了郁达夫年少的孤独和悲哀，家道的中落造就了郁达夫忧愁抑郁的心性，更重要的是，发生在郁达夫身上的“创伤体验”却又同时被抛置于一个新旧更迭的时代，使得他对时代的动荡、国家的衰落和民生的疾苦体验保有高度的敏感的同时，尤其对人心和人性的隐幽体悟得特别深刻。尽管这些与作品并不存在源与流的关系，但却是相呼应的。郁达夫在带有“自叙传”色彩的小说作品中对其笔下人物“神经质”精神状态的剖析，揭示人物病态内心的孤独苦闷，并且通过一种宏大的叙事进行呼唤，使人们从“旧梦”觉醒，从而将个体微观层面的“精神拷问”实践引向宏观的国族和社会层面，就在这样的结合和努力中，一种波涛汹涌的社会思潮慢慢形成，而社会的转向和位移逐渐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