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语境中，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讨论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汪曾祺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十月》杂志2008年第1期以“汪曾祺早期作品拾遗”为题，发表了十篇他写于40年代的短篇小说和散文，都是《汪曾祺全集》漏收的篇什，其中短篇小说《悒郁》最初发表于1941年元月昆明出版的《今日评论》周刊第5卷第3期，而作者在篇末注明完成于“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即1940年11月21日，收集整理这些作品的解志熙认为这很可能是汪曾祺小说的“处女作”，并且进一步坐实《悒郁》是汪曾祺在西南联大上沈从文所开“各体文习作”课上的作业，后经沈从文之手发表，因为沈从文是《今日评论》的文学编辑。同时解志熙也认定《悒郁》在语言、故事乃至风格上“都打上了沈从文式的烙印”，所以他称这部小说是“沈从文乡土小说的汪曾祺版”①。尽管这篇颇有些“文艺腔”的小说以乡村为背景，写的是少女银子朦胧的成长意识，但却很难简单地归于“乡土抒情小说”一类，因为汪曾祺在手法上颇受他当时喜爱的意识流小说家弗吉尼亚·吴尔芙的影响，当然这一影响在他后来写的《复仇》中更加明显。不过，将“汪曾祺”和“沈从文”联系在一起，并非毫无道理。按照我的理解，这个“道理”不单是大家津津乐道的所谓“师承”关系，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学史”的叙述策略，一种将“断裂”的“历史”重新“接续”上去的努力。 汪曾祺在“文革”后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骑兵列传》（载《人民文学》1979年第11期），这是根据他1974年写剧本《草原烽火》时，在内蒙古采访几个老干部的经历而写成的。很显然，这类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非他所长，作品发表之后几乎没有影响。一年后，汪曾祺先是把32年前的旧稿重写了出来，那是一篇叫《异秉》的小说，接下来就是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受戒》。这篇本来只是在朋友间私下传看的小说，一经正式发表，无论从褒贬两面来看，都面临着“事后追认”谱系的任务。据汪曾祺自己说，写《受戒》之前的几个月，因为沈从文要编小说集，他又一次比较集中、比较系统地阅读了他老师的小说：“我认为，他的小说，他的小说里的人物，特别是他笔下的那些农村的少女，三三、夭夭、翠翠，是推动我产生小英子这样一个形象的一种很潜在的因素。这一点，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我是沈先生的学生。我曾问过自己：这篇小说像什么？我觉得，有点像《边城》”②。或许是为了暗示这篇小说与“《边城》传统”的联系，汪曾祺特意在《受戒》的篇末留下了别具深意的一行字：“一九八○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这一行字在传记的意义上对应着汪曾祺的生平：“43年前，他正好17岁，和明海的年龄一样。他在另一篇文章《多年父子成兄弟》中坦白：‘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里写情书，他（指他的父亲）在一旁瞎出主意。’对照一下便可以看出，《受戒》所写的，确实像爸爸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他初恋时的一种朦胧的对爱的感觉。不过，却不是他初恋时的真人真事。”③ 但更重要的是，它在象征的意义上确立了汪曾祺的文学史地位：1980年倒推回去“43年”，也许是巧合吧，正好是1937年，这个年份之于中国现代史的重要性，大概不用多说了，仅就中国现代文学史而言，由于抗日战争爆发，这一年往往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30年代文学）向“第三个十年”（40年代文学）迈进的转折点。而汪曾祺对于80年代文学的意义，在文学史家的眼中，恰恰在于他和被“延安文艺”、“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文学”中断了的“30年代文学”与“40年代文学”的紧密联系：一方面是由于汪曾祺的小说接续了由鲁迅开创的、中经废名发扬，终在30年代沈从文的笔下蔚然成大观的“现代抒情小说”传统：“熟悉新文学史的人却注意到了一条中断已久的‘史的线索’的接续。这便是从鲁迅的《故乡》、《社戏》，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师陀的《果园城记》等等作品延续下来的‘现代抒情小说’的线索。‘现代抒情小说’以童年回忆为视角，着意挖掘乡土平民生活中的‘人情美’，却又将‘国民性批判’和‘重铸民族品德’一类大题目蕴藏在民风民俗的艺术表现之中，藉民生百态的精细刻画寄托深沉的人生况味。在‘阶级斗争为纲’愈演愈烈的年代里，这一路小说自然趋于式微，销声匿迹。《受戒》、《异秉》的发表，犹如地泉之涌出，使鲁迅开辟的现代小说的多种源流（写实、讽刺、抒情）之一脉，得以赓续”④。 “现代抒情小说”的传统颇为强大，但把汪曾祺和“30年代文学”直接挂钩还是有些勉强，“‘现代抒情小说’这一条‘文学史线索’只说明了汪曾祺复出的一方面意义，其乡土的、抒情的特征，可能遮掩了不易为人察觉的另一面”⑤。这“另一面”则是“汪曾祺的旧稿重写和旧梦重温，却把一个久被冷落的传统——40年代的新文学传统带到‘新时期文学’的面前”⑥。所谓“40年代的新文学传统”，并非泛指包括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在内的40年代的文学，而是再次呼应汪曾祺念念不忘的说法“我是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把“这一文学传统”锁定在40年代的“西南联大”，连接于同样在80年代“复活”的“九叶诗人”：“九叶诗人与汪曾祺年龄相当，其中的数位亦正求学于昆明的西南联大。其时，年轻的英国现代诗人兼评论家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正在这个大学任教，将叶芝、艾略特和奥登的诗介绍给了他们”⑦。同在西南联大读书的王佐良，后来在一篇评论“九叶诗人”之一的穆旦的文章《一个中国诗人》中，对当时校园的文学风气有着更直观的描述：“这些诗人们多少与国立西南联大有关，联大的屋顶是低的，学者们的外表褴褛，有些人形同流民，然而却一直有着那点对于心智上事物的兴奋。在战争的初期，图书馆比后来的更小，然而仅有的几本书，尤其是从国外刚运来的珍宝似的新书，是用着一种无礼貌的饥饿吞下了的。这些书现在大概还躺在昆明师范学院的书架上吧：最后，纸边都卷如狗耳，到处都皱叠了，而且往往失去了封面。但是这些联大的年青诗人们并没有白读了他们的艾里奥脱与奥登。也许西方会吃惊地感到它对于文化东方的无知，以及这无知的可耻，当我们告诉它，如何地带着怎样的狂热，以怎样梦寐的眼睛，有人在遥远的中国读着这二个诗人”⑧。透过叶芝、艾略特和奥登呈现出的，是另一幅“现代主义”的世界文学图景，“正是在这样的世界文学背景下，40年代新文学（不光是诗）全面走向成熟。成熟的标志是：五四以来激烈对立冲突的那些文化因子，外来的与民族的，现代的与传统的，社会的与个人的，似乎都正找到了走向‘化’或‘通’的途径。明白这一点，或许有助于理解何以像沈从文或汪曾祺式的‘古典式’的乡土抒情小说却具有现代意味，何以穆旦等一批诗人的创作在海内外越来越引起重视”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