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瘦鹃自1911年发表《落花怨》与《爱之花》起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此后五六年间写了许多“哀情”小说，多半属于第一人称的心理叙事。在考察与这些小说生产有关的社会思想氛围、文学类型的内在流变及文学史上的意义，按理首先得提供一个背景时，却觉得棘手。原因之一是近年来对于“清末民初”时期的研究方兴未艾，已发觉其思想与文学的潮流极其错综复杂，还难以绘制一幅完整清晰的地图。本文就徐枕亚与周瘦鹃的关系，在革命与改良、复古与西化的政治、思想与文学的脉络中说明两者的不同之处，兼及“鸳鸯蝴蝶派”与“礼拜六派”的称谓问题，就教于这方面研究的方家。 一、 革命与改良、复古与西化 文学史上有些事件的发生看似突兀，无可理喻，细究之有其深刻的原因，而历史在场与我们的预设之间充满了吊诡，徐枕亚的《玉梨魂》即为一例。1912年这部小说在《民权报》上开始连载，次年以单行本出版，迅即风靡一时，后来也不断再版，1924年还被搬上银幕。现在文学史家视之为近现代文学经典之一，① 其文学价值经受了时间的磨洗。夏志清先生认为它继承了中国“感伤－情色”文学传统，且浸润于清末民初的“文言”小说潮流，遂成为当时文坛上一朵奇葩。夏先生认为“五四”之后，白话创作成为文学写作的主流，遂使这一抒情传统难以为继，颇生空前绝后的感喟。② 然而尽管《玉梨魂》风靡一时，自1950年代以来徐枕亚那一派在文学史上被冠以“鸳鸯蝴蝶派”的恶名而遭到排斥，固是意识形态之故，但不免奇怪的是在当时民初的文坛，徐氏不仅遭到新派的抨击，也受到来自旧派的訾议，颇富历史的吊诡与误会。 20世纪初梁启超倡言“小说界革命”，震耳发聩，群山呼应，短短数年间小说杂志如雨后春笋，“新小说”大量涌现，在唤醒革命意识、建构国族想象方面厥功甚伟。然而曾几何时，梁氏在1915年发表《告小说家》一文，③ 严厉批评当时小说界粗制滥造，恶俗不堪，显然偏离了他的藉小说救亡启蒙、改造国民灵魂的初衷。他特别指出当时最为流行的“言情”、“侦探”两类，起了“诲淫”、“诲盗”的作用。虽然文中没有明指具体作者，但揆之当日的小说界，徐枕亚那一派的言情小说可说是如日中天。像《玉梨魂》中梨娘与梦霞之间的爱情恪守“发乎情止乎礼”的传统训诫，然而对两人的惨情极渲染之能事，某种程度上感情的过度表达也可视为“诲淫”。④ 当日梁氏倡导“小说界革命”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在西方名公贤达无不重视小说，他自己也带头翻译外国小说，竭力输入“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另一点之所以要提倡小说，含有“群治”即大众启蒙的议程，与此相应的是“言文合一”的要求。⑤ 徐枕亚那一派使用文言、甚至骈文来写小说，显然背道而驰，事实上在《玉梨魂》取得成功之后，徐氏把它改写成《雪鸿泪史》，一般认为思想上是个退步。如原先有个梨娘装扮成西洋女子的细节，暗示她是个新派的女子，但在改作中这一细节就去掉了。⑥ 不管怎么说，从一种后设的观点看，《玉梨魂》的象征性无可取代，即形式上为“新小说”确立了至尊地位。当初梁启超声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时，只是个空洞的口号。小说要取代诗文的正统地位，还得由小说创作实践来证明。“新小说”在哪里？他把《水浒》、《红楼》说得一无是处，言下之意只能向外国去学。但徐枕亚没有走这条路，却从本土的文学库藏中调动了抒情传统，甚至运用被认为是最具美学的骈文，而且是迥异于章回体的长篇小说，不折不扣是一部“新小说”。这一番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从语言角度看，不仅凌越于《水浒》、《红楼》之上，且陈仓暗渡，擒贼擒王，颠覆了诗文的正宗地位。 此后关于“小说”、“文章”或“文学”的正名之争遂告一段落，为“五四”所排定的以小说为首的文类秩序铺平了道路。尽管读者喜爱，不久徐枕亚受到新文学的攻击，被贴上“鸳鸯蝴蝶派”的标签，甚至像包天笑、周瘦鹃等“旧派”作家也与之切割。否定的方式不同，但无论激进与渐进，都受到一种推进文学现代化的集体意识的驱使。 也许须对“新小说”的身份转型略作回顾，从中国近代小说兴起的一刻，1895年傅兰雅在《申报》发起小说竞赛启动了小说的本土任务，⑦ 将对思想和社会运动发挥无尽的潜力。1897年严复、夏曾佑也预言了小说时代的来临，而在世界历史的普世语境中强调儿女英雄的“公性情”，则把“爱欲与文明”作为小说的不竭主题。⑧ 同年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似乎提供了一个例证，其“伤感”的社会效应，到民国初年仍在发酵，事实上在皇纲解体、价值真空之际，“伤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基础，也是酝酿“革命”的火药桶。 这些小说话语与实践拉开了近代文学之幕，预演了小说中国的救亡与启蒙的使命，在狂想的交响中，混杂着大众欲望的诉求，且从一开始就展示其拥抱世界的姿态。林纾的大量翻译扮演了一个不无诡异的媒婆角色，一方面借重古文来拔高小说的地位，另一方面通过维多利亚时代的流行文学展示了现代世故人情，加之他一番价值意义的阐释，那些异域男女的浪漫与勇敢，使国人相形之下自觉形惭，直至1920年代还有言情创作不如翻译的论调。⑨ 梁启超提倡的“小说界革命”多半属于傅兰雅的谱系，开展之后很快在改良派内部引起批评。针对梁把“旧小说”看作“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的说法，有的认为《水浒传》是“独倡民主、民权之萌芽”，或一致推崇《红楼梦》，视之为不世出之“奇书”。⑩ 通过这些现代诠释，调整了“新小说”与小说传统的关系。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11) 以亚里斯多德、叔本华的哲学来肯定《红楼梦》为“悲剧中之悲剧”，大有“一览众山小”之慨，对于这部伟大杰作遂排息众议。他引入“悲剧”观念旨在弥补中国“乐天”传统的不足，成为文学现代性标志之一，民初时期戏剧、文学中“哀情”大为流行，与王氏的鼓吹当有关系。《红楼梦评论》提供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把传统融入普世价值的范式。次年金松岑《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一文声称东西洋民族具同样的感情，文学家应当“取小说之力，与夫情之一脉，沟而通之”。(12) 此文阐述感情的普世性，与王国维的论述方式殊途同归；且在为言情小说正名时，强调情感表现应当受到“新社会”的道德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