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构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史的实践中，瞿秋白最重要的成绩便是编定《鲁迅杂感选集》并写了长篇序言。这一举措，不仅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树立了堪称经典作家的鲁迅，更塑造了一位革命文艺战线上的红色旗手，从而开启了鲁迅经典化建构的进程。 一 “左联”时期，鲁迅在上海靠写作为生，日益倾向左翼文艺。鲁迅刚经受完来自太阳社、创造社等革命小将的围攻，又陷于与梁实秋漫长的翻译论战。翻译论战里，较之梁实秋，显然鲁迅不够当行本色。正在其最艰难的时刻，瞿秋白因缘时会支援了他。而在三次文艺论战里，鲁迅也曾以“左联”盟员的身份发出“战叫”①。于是，在共同战斗与互相欣赏中，瞿秋白与鲁迅逐渐构成知己与同怀、战友加兄弟的友谊关系。② 瞿鲁之间的文学合作，更是罕见地从合作写十四篇杂文③ 开始。 瞿秋白和鲁迅合写杂文，据许广平回忆：“大抵是秋白同志这样创作的：在他和鲁迅见面的时候，就把他想到的腹稿讲出来，经过两人交换意见，有时修改补充或变换内容，然后由他执笔写出。”④ 现在看来，从这些杂文的篇目、内容到写作经过，可以肯定瞿鲁合写杂文是成功的。瞿鲁合作的杂文，基本写于1933年3月5日到4月24日。此时，瞿秋白和鲁迅无论在居住空间上，还是情感程度上都相当密切，可谓天时、地利与人和的产物。由于是在共同思想探讨之后，再由瞿秋白单独执笔写作，这些杂感表现出强烈的战斗色彩和坚定一致的革命立场，显然符合瞿秋白文艺思想倾向。在语言文字风格和表现手法上，这些杂文也因鲁迅介入修改和参与讨论，而显得蕴藉内敛一些。⑤ 瞿鲁合作写杂文的行为，不仅是文坛佳话，也体现二者在文艺思想上的日益亲近。就瞿秋白而言，这是革命向文学的转移；对鲁迅来说，则是文学朝革命的迈进。从这次互相靠拢而最终团结在一起的、文学与革命会合的历程，可以见出，瞿鲁的交谊不仅是私人友谊，更是瞿秋白成功的革命统战实践和文学战线归化。由于此时的左翼文艺仍然是秘密政治，瞿鲁的杂文合作不至于显露出生硬的政治刚性，尽管渗透着革命和文学在现实斗争中生成的互相召唤，但仍旧充满着文人在乱世里惺惺相惜的人间温情。 因此可以说，瞿秋白“左联”时期的文艺思想实践，是从瞿鲁杂文写作的文学合作开始的，并以斗争和建设两方面同时展开。这称得上是一出漂亮完美的文艺战线方略。其斗争的一面，是瞿鲁共同参与“左联”组织的三大文艺论战，甚至合作写杂文对论敌展开了文艺思想战线斗争；于建设的一面，则除了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传播和阐释体系本土化和系统化工作外，还包括瞿秋白对鲁迅和高尔基两位中苏革命文学创作榜样的确立和阐释。当中，瞿秋白对鲁迅的红色阐释和革命经典地位的确立，即《鲁迅杂感选集》编选和长篇《序言》撰写，既是该文艺战略的重中之重，也是其文艺思想实践上的空前胜利。瞿秋白由是成为“党内最早认识和高度评价鲁迅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杰出作用的领导人”⑥。 其实，瞿秋白对鲁迅的认识逻辑始终一致，都立足于反封建的思想革命价值上的肯定。1923年底，瞿秋白对当年的文坛进行扫描。这是他对周氏兄弟的第一次评价。瞿秋白把周氏兄弟当作当年中国文坛的代表人物，分别以其代表作《呐喊》和《自己的园地》书名，评价他们在小说和散文创作上的文学成绩。瞿秋白指出，鲁迅思想超前“孤独”，“虽然独自‘呐喊’着”而“只有空阔里的回音”⑦。瞿秋白再次提到鲁迅，则是在《学阀万岁！》一文里。为了倡导“革命大众化的文艺”，瞿秋白把鲁迅列进“懂得欧化文的‘新人’”的“第三个城池”里⑧。1932年5月，瞿秋白写《“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又提及自己对《狂人日记》的看法，虽然他对其艺术评价不高，但仍然高度赞赏道：“不管它是多么幼稚，多么情感主义，——可的确充满着痛恨封建残余的火焰。”⑨ 在《狗样的英雄》一文中，瞿秋白再次提到《狂人日记》反抗吃人礼教的进步意义。⑩ 由上可见，瞿秋白对鲁迅的认识，一开始就不是纯粹艺术上的价值判断，而是始终把他定位在反封建革命意义来评价和赞赏。但即便如此，这些也只是对鲁迅小说在内容题材上的肯定，根本没有涉及到鲁迅杂文的意义。 二 瞿秋白转向关注鲁迅的杂文，是在他们合作写了十四篇杂文之后。在转向对鲁迅杂文的关注后，瞿秋白的鲁迅评价是突变式的。这种突变与他们交谊程度的飞跃和革命情势的紧迫度密切关联。 1933年3月20日，据鲁迅书信记载，鲁迅主动向北新书局李小峰推荐由瞿秋白编选自己的杂感选集。(11) 在征得北新书局的同意后，4月8日，瞿秋白编就《鲁迅杂感选集》(12) 并“花了四夜的功夫”(13) 写成长篇序言《〈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出于迷惑敌人起见，瞿秋白化名“何凝”并故意在《序言》末署“一九三三·四·八·北平”的字样。而为了《鲁迅杂感选集》的出版，鲁迅亲自批划了该书的编排格式。与《铁流》、《毁灭》、《两地书》相同，二十三开、横排、天地宽大、毛边本。扉页上，还选用了鲁迅喜欢的司徒乔的炭画像。不仅如此，鲁迅还亲任该书的校对，亲自为瞿秋白支付了编辑费。 可见，《鲁迅杂感选集》的出版，不仅“可以说是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产物，是他们友谊的结晶”(14)，也是鲁迅研究史和瞿秋白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的光辉起点。而《〈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此后则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释鲁迅的范式文本。(15) 尤其是由于在“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被认为是具有示范的意义”(16)，此序文更因此而成为鲁迅红色经典化进程的开端。与此同时，这篇长篇序言也是瞿秋白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并将其本土化的重大突破，是其文艺思想实践成就的重大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