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1）02－0114－10 抗战文学概念正在文学史中悄悄延展 关福辉（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很显然，抗战文学是重庆一地文学研究的优势课题，所以这里会有与此相配的研究中心，会有专门的刊物，今天也才会借沙坪坝、北碚这样的抗战纪念地来开这个会。“抗战文学”研究史，是与它的研究对象相伴发生的。同时期的评论文字不必说，连综合型的断代文学史在抗战结束不久也即产生了。1947年蓝海（田仲济）的《中国抗战文艺史》出版（2010年9月有台湾的繁体字本面世），八万字虽仅仅描述了一个文学时段的轮廓，却铺下了半世纪以来抗战文学研究的学术基石。后来的“抗战文艺”概念，从这样的一些研究中延续下来，包括1937年前的东北沦亡文学、流亡文学，淞沪战争的文学，“战争及与战争相关的文学”自然一直都在专门家的视野之内。而我们今日所面临的，是中青年一代的学者都不具备抗战经历，甚至已没有了一切战争的亲历，他们已经主要是依靠历史的资料来辨别历史的真面目。一方面，抗战文学研究的深化有待于资料的进一步挖掘与整理，有待于对它们的认识的加深、加宽；另一方面，最早的“抗战文艺”概念自身在经过长时期的检验之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在提醒着我们注意新的研究态势。 这种变化可以拿各种现代文学史中关于1940年代文学所拟的标题为例，作一简略统计。在1990年代以前，一般的文学史都用“抗战文艺”或“抗战文学”来整个概括1940年代的文学。比如1950年到1952年出版的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下册，第三编的总标题为“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此编首当其冲的章节题目是“抗战文艺的动向”（十一章）；1956年出版的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其第三章有个长长的标题，是“左翼文学运动（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抗战文学的理论进展和斗争”，第十章是“抗战文学作品”；1957年出版的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下册，第四编的题目就直截地标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而到新时期初的1979年至1980年出齐的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其第十二章题目为“抗战开始后的文艺运动”，第十三、十四章的题目是“在民族解放旗帜下的文学创作”（一）和（二），所受王瑶文学史的影响显见。唐、严文学史的前两卷写成于1964年，后一卷因原稿在“文革”中丢失，是在“文革”刚结束的时候重新编写的，它的前后衔接的性质十分明显。这些文学史基本强调“抗战”、“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文学即是1940年代的文学，两者几乎是一回事。 时至今日，情况有了不大不小的变化。“抗战文学”仍是文学史标题经常会出现的用词，但是已经有些不同。比如，已很少用到相当于“编”的第一层次的标题里去了。在我和钱理群、温儒敏三人合写的1998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里，“编”的题目将历史教科书的分期痕迹彻底扫除，只是平淡客观地用“第一个十年”、“第三个十年”来代替。在第二十一章“文学思潮与运动（三）”的下面，第一节用了“战争制约下不同政治地域的文学分割并存”这样的题目，显然包含了力图淡化政治对文学主导性的过分的干预。2007年程光炜等五人合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版）》出版，章节标题里同样消失了历史分期的惯用名称，第十五章原来可用“抗战文艺”、“抗战文学”的地方，用的是“战争时代文学的书写和选择”，比较接近《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用词。再看2010年出版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中下册，第十五、十七、十八章的标题用来对应此章所论“新诗”、“小说”和“话剧与散文”的，一律是相同的“抗战及四十年代”的字样。它袭用了“抗战”的名称，又意味深长、不厌其烦地缀上了“四十年代”，明显是为了暗示“抗战文学”和“四十年代文学”相合又相错位的复杂关系。 通过以上文学史的举例，可以看到，用“抗战文艺”或“抗战文学”来概括一个时代的文学的倾向，似乎正在减弱。这当然不等于是“贬低”，而是要“如实”反映文学现象。文学史标题的这种不声不响的位移，就像暗流涌动，处处显露出河道内的实质性演变。这里有两点值得再强调一下。 第一，“抗战文学”有被“战争时代的文学”代替之势。 “抗战”与“战争”一字之差，实际上是将“抗战”放在二次大战更广阔的战争环境下，范畴缩小了，含义却更扩展延伸了，意义加深了。单说“抗战文学”很容易只想到抗战的题材、抗战的生活画面、抗战的主旨等等，而无意中制造出一个“非抗战文学”，扩大出一个“非抗战文艺”的范围来。就以抗战历史题材的创作为例，过去对左翼以《屈原》为代表的历史剧，包括明亡故事的晚明戏、太平天国失败教训的戏，因为它们的作者从一开始写作的目的便是再清楚不过的，是针对抗战中的“分裂”，统一战线中的“不团结”，批判“内讧”，号召凝聚抗日力量一致对外，所以，理所当然地把这些历史剧置于“抗战文学”之内。但是对于非左翼的作家，如冯至的历史小说《伍子胥》便会完全忽视，认为与抗战无关。实际上，《伍子胥》里的伍子胥这一小说中的虚构人物，是在逃亡吴国的道路上充分体验到人的生命在极度“漂泊”“抛掷”当中的焦虑失落、动荡不定、等待企盼，再掀起坚持和奋斗的欲望的，是与长期战争环境制约下人们普遍感悟体验到的心理感情相呼应的。冯至当年的创作动因，《伍子胥》包括十四行诗的写作契机，都是在云南一隅，在看到天上飞机盘旋的顿悟之下产生的。这也拥有“战争”的大背景，当然也是“抗战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讲到这里，一定意义上让我们对抗战当事人关于写与抗战“有关”或“无关”的那场著名的讨论，有了更客观的后人之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