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11）02-0017-06 在“十七年诗歌”的意象系统中，“工农兵”不但是诗歌世界里异常活跃的意象，而且这一不断走向符号化与价值化的形象，从它诞生伊始就被时代赋予对审美实施超越的特性。作为重构“十七年”民族文化和时代理性的能指符号，“工农兵”形象力图冲决以往的“灰暗”形象之网，以簇新的面相和傲人的姿态呈现于诗篇之中。它不仅在悄然间改变了人们对“工农兵”形象的认知与想象，同时也唤醒了曾经处在政治和文化边缘地带的“沉默的大多数”，极大地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战斗激情。实际上，“工农兵”是一种颇为“吊诡”的形象符号：一方面为了不被传统的形象“所侵蚀，所混同，所吞没”，失去其“‘质’的规定性”[1]，它始终保持着与“时代本质”相异的不纯粹因素“划清界限”的冲动，并倾力打造一种“纯洁化”和“完满化”的形象符号，从而不仅担负起确证新的民族国家合法性，锻造新的民族国家精神的崇高使命。同时还为知识分子提供身份认同的平台，简化人们对时代精神的认知与接受，让“工农兵”在虚拟的镜像中收获激情与快感；另一方面，“工农兵”形象符号从感性现实中抽离获得“质的规定性”和产生符号“魔力”的同时，也使其逐渐变异为一个失去内在“张力”却又“法力无边”的精神魔咒，知识分子（诗人）和“工农大众”被引入到一个自我精神集体迷失的文学场中，以赤诚之心写就精神献祭的“工农兵”之歌。 一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延安时期已累积了较为丰富的文化建设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企望借助文学传媒的力量打造一批具有现代品格的时代“新人”形象，藉此建构一种新的民族国家精神，从而确证新的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为此，从《讲话》开始就在国家权力话语支撑下逐渐浮出历史地表的“工农兵”，建国后被当作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理想“新人”的意识形态符码，走上了符号化和价值化的生命旅程。 问题是，当知识分子意欲建构一种能够表征现代民族国家的“新人”形象时，他们面对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业已形成且渐趋固化，并获得知识分子（诗人）广泛认同的“工农”形象传统。众所周知，在1920年代的“乡土文学”中，农民被想象为一个精神愚昧、生存艰辛和生命卑微的面目模糊的群体，在知识分子的视野中他们是应接受启蒙和需要被“拯救”的对象。与知识分子精英文化有着天然隔膜的农民，几乎不可能在现实中践行知识分子所谓的“启蒙理念”，而始终在蒙昧状态下演绎他们苦难的人生。知识分子对底层农民的悲苦命运虽然表现出极大的关切，但他们以“启蒙者”自居而采取的俯视姿态，使其“启蒙理念”难以真正化入农民的精神世界并革新其精神构成。由于“五四”启蒙文学思潮促使知识分子以发现、揭示和批判现实问题为己任，这使得他们笔下的农民一般都是“问题农民”，而关于理想形态的农民形象的书写却极为鲜见。在1930年代的“京派小说”中，理想的农民形象虽然出现了，但是他们生存在世外桃源般的世界中，以自然规律为生命的节奏，在相对“隔绝”的环境中，完成生命的轮回。由此看来，知识分子想象中的农民都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要么在国民“劣根性”影响下悲惨地活着，要么听任自然的节律，生生死死。毛泽东于1942年的《讲话》无疑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中“农民”的传统形象的一次有意反动。毛泽东指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还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2]这番看似随意的讲话，实际上旨在摧毁人们心目中已形成的知识分子和“工农”之间“启蒙——被启蒙”的等级关系，并且以思想“干净”与否为新准则重新“颠倒”这种关系，从而阻断“工农”传统形象在文学中的扩张与蔓延，刷新人们对“工农兵”形象的认知与记忆，为知识分子（诗人）走出传统“偏见”打开新的视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意识到，农民和以农民为主体的战士在战争年代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们经过艰苦的劳动，为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并且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财富，而“人民之所以愿意付出代价正是因为人民相信自己是社会的主人”[3]。为了充分调动“工农兵”投入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早日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梦想，国家权力主体着手倾力打造“翻身做主人”的“工农兵”形象。于是，在诗人的笔下出现了“质的革新”的工人（农民）形象，他们不但拥有新的劳动空间：“人锻炼钢铁，也被钢铁锻炼/社会主义的新人，不断在这里出现”（冯至《我歌唱鞍钢》），而且拥有飞扬的生命激情：“他们的热情用到哪儿/冰雪也融化，岩石都冒火花”，同时还拥有远大的抱负：“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理想/我们千千万万的双手啊/要把大伙房水库/写在最新的地图上”（邵燕祥《在大伙房水库工地上》）。诗歌中被放大描摹的“工农”形象在日益激进的文学思潮的推动下不断“本质化”，最终膨胀为一种“高大全”的形象符号。这种“完满化”的“工农兵”形象符号，被赋予了超越个体的能力局限、精神境界、道德水准等的特征，可引发人们关于新生、完满、活力、向上、幸福等想象，承载着一个期待快速走向“现代化”的民族国家重绘时代“主人”形象的热切梦想。不过，“工农兵”形象走向符号化是一种时代必然，因为只有符号化的“工农兵”形象，才能有效植入时代本质，才能实现双重超越——既超越传统“工农”形象的桎梏，又超越真实状态的“工农兵”——从而实现其“质”的裂变与革新。 “共和国”新人（主人）——“工农兵”在走向符号化的同时，也实现其自身的价值化。首先，“工农兵”形象符号表征着一种新的民族国家精神。国民精神是国家精神的重要构成部分，所谓的国民精神是指“一个民族内大多数人的精神状态，精神面貌的概括和综合”[4]。“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对“国民精神”的劣根性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其矛头直指国民精神顽疾，诸如麻木、蒙昧、病态、自卑和妥协等等。在20世纪初的社会转型期里，文学承担着思想启蒙，拯救国民精神的重要任务。随着20世纪30、40年代文化语境由“启蒙”向“救亡”转变，文艺为战争服务的诉求也随之逐渐增强。持续的战争催生了知识分子（诗人）的浮躁心态，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对“五四”时期所提出的形而上的问题已失去了持续深究的耐心和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极少部分作家仍在理论层面或文学实践中探究“国民精神”这一“老话题”。不过，他们绝大多数依然承接“五四”时期的路数，以审视和批判的眼光探寻民族危机中的“国民精神”的状态及出路。新中国成立之后，以传统的方式探讨“国民精神”遭到质疑和批判，因为“工农兵”作为新的民族国家的主体构成，他们的精神状态和面貌集中反映了这段时期的“国民精神”。正因如此，如何塑造“工农兵”形象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话题，而是关乎国家精神重建和民族形象重塑的意识形态命题。因为，如果迈向新时代“工农兵”的精神状态，依然像现代作家笔下那样麻木不仁、自私保守、愚昧无知和精神卑琐，那么不就意味着五四以来的“国民性”的改造失败了吗？况且对于那些习惯以“进化论”思维思考现在和想象未来的人们来说，“新中国”农民的“进步”又从何体现呢？更为重要的是，倘若新中国的“工农大众”被想象成是一切缺陷的“集合体”，是不可救药的群体性存在，他们“精神构造”的消极性是内在的、固有的和持久的，那么，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国家建设怎能有希望呢？由此看来，当“工农大众”成为“新中国”建设的主体力量时，他们的“精神面貌”必须进行重新建构，这样才能体现“新中国”的新形象。可以说，“新中国文学中对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的弘扬，对于新的英雄人物的塑造，在创作方法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要求的对于写本质真实的坚持，可以说都是围绕着建构新的民族国家精神来展开的”[5]。而“完型化”的“工农兵”形象正是“新的人民文艺”重建“民族国家精神”的重要符号载体。从现实情形看，重构“工农兵”的形象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对现代以来“国民精神”的负面因素进行重新阐释，人们从盲目愚昧中发掘出忠诚的品质，从麻木中看到了坚忍与坚贞，从“好斗”习性中阐释出了“敢于斗争”的精神，从狂妄自大中找到了“敢于幻想”的因子，从“推倒了皇帝自己做”中实现了“当家做主人”的愿望等等；二是替换无法阐释的部分，在当时主要是通过“诗歌争鸣”（“诗歌批判”）对“工农兵”形象进行重新指认并将其“本质化”，比如以无私、崇高替代自私、卑琐等，进而把“无私、崇高”作为创作主体想象“工农兵”的基本向度。这样一来，“工农兵”形象就逐渐“本质化”和“完型化”，这种精神崇高和形象完满的符号化的“工农兵”形象照亮了新的“民族国家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