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254（2011）02－0014－04 一 新时期以来，诗歌研究取得长足进展，最大成绩是摆脱庸俗社会学的干扰，初步进入文体内部探照。故诗歌美学内涵的阐释，流量猛增，诗歌文体、文本的应对能力，渐步到位。不过，因历史阴影羁绊而产生某些“矫枉过正”——比如对文本与历史语境相联系的逆反性淡漠，削弱了研究的某些潜能；过于投身西方资源的偏斜，也掣肘了融汇性局面的打开。在这样的背景下，呼唤新世纪相关的“话语”研究，已然成为热门。 近年诗学界有意引入综合性话语分析方法，取得初步成效。突出的有青年学人张桃洲《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北大，2005）、陈爱中《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作为论文的汇编，前者在单篇论述中不乏新锐的真知灼见，整体性正在做进一步深入；后者可能还没有足够篇幅光顾新时期语言，所以自觉停留于1949年。 《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王泽龙，中国社会科学，2008）抓住诗语中最重要的意象做专题研究，广纳周延，条分缕析，在同类著作中引人瞩目，惜乎也止步于现代文学时段，有待进一步完善“当代”。而耿占春多年对诗歌语言一往情深，《失去象征的世界》（北大，2008），继续以哲学的眼光审视语词修辞，保持一贯的洞烛察幽。 检视新世纪以来诗歌语言研究的硕博论文约有十来篇，属于现代诗意义上的研究有《朦胧诗语言研究》（王维），王文提供现场大量语言资料描述，属于基础性的战场打扫；《诗歌语言意象研究》（刘芳），该文作者毕业于外语系，较深吃透西方相关理论，多采用中西比较方法，对意象语做了较全面论述，功课做得扎实；《现代汉语诗歌的艺术语言分析》（孙川梅），作者毕业于文字学专业，特别善于在字词句的细微处进行解读，可以看到在辞章学方面确实是下了功夫；《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诗歌的语言特征研究》（冯佳），此作可谓嗅觉灵敏，大胆考察大陆后现代诗语的另类特征，在高校相对保守的体制里，颇有吃螃蟹的勇气。 《20世纪中国诗歌语言观念的演变》（张向东），则梳理了百年新诗的语言节点，论述周全深入，有较大的启发性与说服力。同行们的共同努力，为现代诗和现代诗语言建设带来可观的愿景和继续踏勘的鼓舞。 诗歌语言研究的难度，在于诗的一切活动都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诗的探究都要从语言那里去获得理解、感悟；它和其他诗歌元素永远处于纠缠不清的关系。社会学分析、美学分析、原型分析、心理学分析、结构学分析……任何方法都可以进入，然而，种种尝试毕其役以完工的方法论，始终都处于“轮回”式竞争，每一回都会留下一些欣慰，也留下一些遗憾。 对于研究的不足，自然再导致人们对“新一轮”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追求。对于新的话语分析，首先我们应该感谢巴赫金，是他开启了当今适应性很强的话语理论。巴赫金看出索绪尔语言学的封闭与隔绝，重新把话语理论建立在交往对话基础上，他给“话语”下了一个定义：“任何现实的已说出的话语（或者有意写就的词语）而不是在辞典中沉睡的词汇，都是说话者（作者）、听众（读者）和被议论者或事件（主角）这三者社会的相互作用的表现和产物。”[1]三者的互动构成“活的表述”，而活的表述不是纯粹的言语，它是与潜在社会机制、意识形态内容，混合成相互渗透、难以剥离的语言织体。 福柯进一步把话语运用全部等同于历史实践，他站在社会学的立场上揭示话语、知识和权力之间相互建构的互动关系。他的三维论打开新的话语天地，特别是将权力引入话语领域影响深远：“权力无所不在，并不因为它有特权将一切笼罩在它战无不胜的整体中，而是因为它每时每刻，无处不在地被生产出来，甚至在所有关系中被生产出来，权力无处不在，并非因为它涵括一切，而是因为它来自四面八方。”[2] 福柯强调权力产生话语机制，话语是权利的表征，话语和权利共生于知识谱系，福柯俨然拒绝此前流行甚广的、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方法。 作为语言学家的诺曼·费尔克拉夫，则试图让福科开创的哲学话语和语言学话语整合一体：“我试图将语言分析和社会理论结合在一起，这个努力的中心是把两方面的内容连接起来，一方面是这一更加带有社会—理论意义的话语，另一方面是处于以语言学为方向的话语分析中的、具有‘文本和相互作用’意义的话语。”[3] 诺曼·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具有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三个向度。文本关注语言分析；话语实践解释文本生产过程的性质；社会实践向度关注社会分析问题。三方面有机结合使话语分析渐成热门显学。 国内有论者对此做出简化性理解，认为“话语”是一种言说，它是通过一定的术语、概念和范畴来言说，所以，术语、概念和范畴是最重要的“话语成分”。思想、意义和价值与言说有关从而与话语有关，所以，话语是文化和思想的具体方式和形态。[4] 将热门显学“落实”于现代诗歌研究上，近年有青年学人李志元写出博士论文。他举荐诗歌话语分析，首先应当被视为意识形态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一种具备自身特殊审美形式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诗人有可能与世界进行交流和对话。 其次，诗歌话语在整个社会实践过程和社会结构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一方面，诗歌话语反映了整个社会实践过程和社会结构并在各个层次上受到前者的限制；另一方面，诗歌话语在社会意义上又有助于整个社会实践过程和社会结构的建构，包括对它自身的形式及其背后的身份、关系和价值体系的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