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0年代的个人政治中，个人首先是从具体的劳动关系中抽象出来的，因此个体经营的劳动模式成为主要关注的对象。第二，在这种抽离中，美变成了个人政治唯一能够转向的领域。而正是在美的领域，知识分子的地位被突出，美、知识、个人、技术、欲望被整合在了一起，而道德、集体、劳动等问题则被悬置了起来。第三，1980年代同时又把另外一种劳动去魅了。那就是社会主义的共同体劳动，对它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扼杀个性自由、没效率、官僚体制等。“自己为自己干活”成为1980年代整个社会对理想劳动模式的一个想象。但是这个想象在今天带来了很多问题。 正是带着这样的认识，我首先想问第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劳动创造了美？这看似是一个理论问题，实则是残酷现实向人们提出的生存问题。现在，几乎人人都认同一点，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但是，却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些消失了光环的职业和真正的无产阶级所从事的劳动之间是毫无差别的。相反，整个社会都曾致力于把美的光环重新套在这些职业头上，这就是金融危机之前在中国喧嚣一时的中产阶级神话。白领生活、小康社会使得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不可调和的劳资矛盾变得“舒适体面、赏心悦目”。在这种神话之下，人们自然不会从美或者解放的角度去关注底层，关注蓝领工人的工作，而只能是在人道的立场上，甚至是在慈善的立场上，这或许是近几年关于底层文学讨论的一个症结所在。在我看来，这个症结基本还是资产阶级式的，它把无产阶级当作一个社会问题来看待和解决，它从本质上抹去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更抹去了资本与劳动的根本不可调和的对立。而这种不可调和性，是我们想要反思1980年代的出发点之一。 《最后一个渔佬儿》是李杭育的代表作。这个作品有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关注，一个是福奎和他的情人阿七之间有过这样的一个对话，阿七劝福奎说： 到厂里做活，生活轻松，又有固定收入，比在这连根毛儿都不见的江里打渔牢靠多了。听我的话没错，福奎，人老了，总得有个靠头。 福奎：我可不想到工厂去……照着钟点上班下班，螺丝壳里做道场，哪比得上打渔自由自在？那憋气生活我做得来么？ 这里，福奎对雇佣关系的拒绝是其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按时上下班，逼仄的劳动空间，而靠到厂里，意味着出卖自己的身体和生命，福奎对此非常清楚。但福奎更觉无奈的，还是他想要保有的那份自由自在事实上已经完全失去了经济保障。因此，拒绝被雇佣在此时看来就说不清楚是出于这个老人的固执还是出于作家本人的偏爱。第二个细节，是作家对福奎的一个心理描写： 尽管当初铺路的时候，炸药把江岸的山崖崩得惊天动地，把江里的鱼都吓跑了，但他得认了，如今西岸这富丽堂皇的气派，委实叫人着迷。 显然，西岸的富丽堂皇叫人着迷的美是现代化所造就的，而现代化必然意味着按时上下班，出卖劳动力，这当然就是马克思所描绘的“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作家在此的态度是暧昧的，他既认为西岸的现代化的创造是美的，又清楚地知道那种美是只能远观的，他既认为福奎的劳动本身是毫无出路的，又认为这种劳动是美好的。他的这个态度，在1980年代是极具代表性的。而在李杭育随后的创作中，作家渐渐放弃了直面这个问题的立场，比如《沙灶遗风》、《葛川江上人家》等作品，大都写了一个行将没落的手艺（或工种），但怎样维护它们？作家除了大唱挽歌之外，似乎别无他法，而这种挽歌的形式，便也成为作家的艺术风格，至今为人所称道。 与这种挽歌体相对应的，还有所谓的文人体，比如汪曾祺的创作。工笔画式的、风情的、缓慢的、温柔的审美风格成为汪曾祺创作的艺术特色。而汪曾祺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小手工艺人、个体工商户，或者有各种嗜好或特技的江湖散人。这类形象在1980年代成为整个社会的审美幻想，尤其对同样有各种特技和嗜好的知识分子，其召唤力不言而喻。 当然，有一些作品还是直面这个问题的。比如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老木匠对小木匠的批评出于在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下对道德良心、乡情人情的重视。而小木匠对这些人情世故不管不问，他更认同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认同强权政治，他们在雇不雇富宽大叔的问题上，分歧不在雇佣关系上，因为想雇富宽的恰恰是老木匠。只是这个劳动力在小木匠看来是赔钱的买卖，因此小木匠想雇佣更为廉价的劳动力秀枝。家族企业兴盛了起来，在小木匠的考量中，金钱的力量开始赤裸裸地介入到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中，小木匠打起了爱情的主意，这可能是最为知识分子所不能容忍的。同样写爱情的《张铁匠的罗曼史》就让一个打铁的拼命维护和追寻自己的爱情，两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哪种写法更符合现实中手工艺人的家庭爱情观念。资本的原始积累首先要牺牲的自然是那些毫无自主性的人的生命，比如儿童、妇女和老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爱情就只能成为知识分子为自己编织的神话。亲情没了，爱情没了，人情也没了，《鲁班的子孙》事实上勾勒的是一个十分残酷的现实世界，作者用良心或者道德的追问似乎想要维系住这个现实世界中一块小小的地盘，但老木匠的失败更直接地暴露出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在1980年代面对强大的个人（私人）政治的无助和无奈。《鲁班的子孙》也是一曲挽歌，但作者没有把他审美化，而企图把他道德化，就像富宽的老婆追问的，这个社会不要我们这些穷人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