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1)03-0087-06 《战争论》①为普鲁士著名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所著，在西方军事思想史上《战争论》被誉为军事领域的“圣经”，而克劳塞维茨也享有“西方的兵圣”的美誉。该书自1832年问世以来，先后被译成英、法、日、俄、汉等多种文字。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1901年该书在日本翻译出版，名为《大战学理》。随后《战争论》由日本传入我国，出现了多种中译本，影响甚大。《战争论》的这种影响也在郁达夫的政论时评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政论时评是郁达夫后期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1938年12月，郁达夫去了新加坡，目的是“把南洋侨众的文化，和祖国的文化来作一个有计划的沟通”，“在海外先筑起一个文化中继站来，好作将来建国急进时的一个后备队。”②因此，他主持了《星洲日报》的《晨星》、《繁星》、《文艺》，以及英国情报部创办的《华侨周报》等副刊，写了大量政论文，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报道抗战形势，分析中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实力的消长，传递必胜的信念；第二，痛斥日本侵略者的残暴，揭露其在文化上推行殖民统治的野心；第三，积极为国内各项建设事业进言，批判中国政治的不良，同时，提倡自力更生，呼吁争取国际道义的支持。郁达夫的政论时评对战争的看法切中要害，他的真知灼见，与其受到《战争论》的影响是紧密相关的。 一、政治与军事 1939年，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不断加快，抗战形势日趋严重。郁达夫指出：“使我国之国脉垂危，招致强邻压境之第一原因，原在我国历来官吏之贪污。而其次，则正值当局之度量狭窄，排挤国家有用之人才，亦为我国运中落之另一主因。”(《廿九年双十节的前夕》)抗战在现阶段没有取得绝对胜利的原因，“不在武器的不足，不在士兵的不勇，也不在国际助力的乏，根本问题，总还是在政治的不良。”(《政治与军事》)“我们这一次在过去抗战中的失败，并不是军事上的失败，如战略不行，统帅无力，士兵少勇等；也不是物质上的失败，如炮火不继，运输不灵，给养不足等；归根结底，却要归罪于政治的不澄清，民众的不训练与不组织，国是国策的不确立这三点。”(《地大物博人口众多》)郁达夫明确指出抗战失利的原因为：政治不良、民众不群、国是不确。这里政治是关键。当时的中国“吏治之坏，几可以说无有甚于今日者，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贪官污吏，到处充斥，官愈大，势愈厚，而贪污数目愈为惊人。”③郁达夫还指出外侮与内政的必然关联：“德名将克劳粹味知的名著《战争论》里，亦曾说过‘战争是政治的延长’。一个国家的政治，假如真正是彻底澄清的话，当然，内乱也不会起，外侮也不敢入，战争是决不至于发生的。即使受到了侵略，防御自然有余，准备哪里会得不足？”(《政治与军事》)他还指出“人类在这世上经营努力的结果和理想的实现，必然地须由于政治，而不是由于军事的。人的一生，社会的各处，若只是战争的话，那不能执武器，不能辨黑白的婴孩，就不会长成大人了。从这一点极普通的常识来想，就可以明白人类是决不会为了杀戮与战争而出生，社会也决不只因战争而存在，或可以成立的。”(《日本的议会政治》)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有关政治和战争的论断大致包括三点内涵：第一，政治引起战争，政治是整体，战争是部分，政治性质决定战争性质；第二，政治支配战争，政治是头脑，战争只不过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第三，政治不能违背战争的特性，政治目的并不能任意决定一切，它还需适当的手段。在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中，最有价值和影响力的莫过于这一论断，它充分揭示了战争的本质属性。郁达夫十分认同这个观点，而这个观点也成为郁达夫对战争各方面认识的根本出发点。所以，当论及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时，郁达夫强调政治重于军事。他认为，“军事并不是人世社会的一切，这也是说军事不过是为达到一个理想，实现一个目的的暂时手段的一种。”(《日本的议会政治》)“所谓政治重于军事的主意，就在这里。在第二期抗战的期间，只教政治能够澄清，则壮丁的补充，游击区的整理，就马上可以就绪。”(《第二期抗战的结果》)而政治重于军事的看法，和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无疑是一脉相承的。1938年7月，日军逼临武汉，时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的郁达夫暂时避难常德汉寿，14日，他应邀发表演讲《政治与军事》，并期许：“大约不久的将来，我们总可以看到一个绝大的变革，把过去的贪污不惩，赏罚不明，虚名是务的种种弊政除去，而实施抗战建国的政治。”(《政治与军事》)国家危难之际，作为知识分子的郁达夫虽然无法亲自“从戎”，但因为在国民政府中的亲身经历，理论与现实的合拍无疑加深了他对政治腐败与战场崩溃的认识。 二、军事策略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以辩证的观点看待军事行动中的进攻和防御，在他看来，进攻和防御不仅相互作用，相互包含，而且可以相互转化。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战斗是实现战争目的的唯一手段。战斗由进攻和防御两部分组成，“进攻的目的是驱逐敌人，防御的目的只是据守。但是据守并不是单纯的防守，因而不是忍受，而是在据守中还要进行积极的还击。”同时，“进攻也不是单一的整体，而是不断同防御交错着的。”“打垮敌人是战争的目标，消灭敌人的军队是手段，不论在进攻中还是防御中都是如此。”所以，他强调战略上最重要的原则是集中兵力，即“空间上的兵力集中”和“时间上的兵力集中”。在强调集中兵力的同时，克劳塞维茨也提醒要根据情况适当地保留一定兵力以备后用。 克劳塞维茨对进攻与防御的看法，及有关“空间”和“时间”的观点，对郁达夫“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面对日本侵略者扬言三个月亡华，企图整体征服中国的进攻形势，郁达夫表示，“为奴为主，只在一念，对付强暴，是不能够用和平的手段的。”他认为要在军事上取得主动，须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变敌人的后方为前方”的战略。他指出：“在面积上，仍有十分之七八，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敌人所占的，谁也晓得，只有几个据点，和几条时断时续的游丝似的线。”(《抗战两年来的军事》)“我们的战略，在持久，在消耗敌人的兵种与资源。我们的反攻，不必要一定占领几个城池，只求消耗敌人的兵力财力，而搅乱它的后方，断绝它的交通。所以，围攻一地，并不必要速战速决，这是一点。我们的反攻，是对敌人进行的抵抗，我们的目的，是在设法使敌人消失进攻的能力之后，才一举而收到胜利。”“至于我们的策略呢，是长期持久，空室清野，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积小胜为大胜，以不变应万变，实为我获取最后胜利之两大指针。”(《抗战现阶段的诸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