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1)01-0092-05 严歌苓的小说最近五六年高密度地在国内陆续出版,已构成当代长篇创作中引人关注的现象。① 《心理医生在吗》2009年3月由新星出版社出版,是严歌苓1998年的旧作《人寰》重新出版时新取的名字。《人寰》1998年在上海《小说界》第1期发表后不久,即由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版,同年获得第二届台湾中国时报百万小说大奖,2000年获得第五届“上海中长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但评论界并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专题的研究论文至今不过六七篇。如今另取新名重新出版,显示出作家自己对这部带有自传性长篇的偏爱,这个新名字更直接、通俗,也与作品内容更为贴切。 一 精神分析层面的解读 严歌苓是一个经过严格训练的作家,一个工匠般的专业写作者,她一系列长篇小说《扶桑》、《雌性的草地》、《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寄居者》、《赴宴者》大都以一个女性主人公为中心,既体现出严歌苓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也体现出一个专业写作者高超的虚构才华。在这些小说中作家自己的性情、主观喜好等是严格摒弃开来的,她一丝不苟、细心而客观地投入到对女性生命传奇的勾画之中,相比之下,少数长篇像《穗子物语》、《人寰》(《心理医生在吗》)、《无出路咖啡馆》大致可以视为是基于自身体验的写作,对于真正热爱严歌苓的读者来说,这些作品更让人觉得亲切。当然,《一个女人的史诗》因为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在表面的虚构和情节的编织之中蕴涵了深层属于作家自己的情怀。在严歌苓的许多短篇小说中,这种非虚构的成分更多,一些基本的体验改头换面地不时出现在不同的作品中。《心理医生在吗》正属于这种不断出现的严歌苓生命体验的集大成者,是阅读严歌苓所有小说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严歌苓自己也特别看重这部作品,获得“中国时报百万小说大奖”之后,严歌苓曾说:“坦白说,如果这回《人寰》没有得奖,我可能会渐渐地放弃写作了。”[1] 这也是这里对这部12年前发表的小说作出重新解读的一个坚实的理由。 目前很少几篇评论《人寰》的论文,几乎都是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解读和评价这部作品的。对于这本小说来说,这种思路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因为它叙述的就是一个“病人”对她的心理医生的几次叙说。在“我”的叙说之中,还不断掺杂着弗洛伊德、荣格、恋父情结等名词。严歌苓也毫不讳言自己是1996年在美国向一个女心理大夫支付了三个月的诊疗费之后才心有所悟,写下这部小说的。[2] 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阅读这部小说,可以简单概括就是:对恋父情结的审视。这也是目前几乎所有论文的主要论述重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郝海洪的论文,论文三个部分的小标题分别是:“恋父情结”、“伊底的躁动和利比多的投射”、“超我:性压抑的转移和升华”,[3]完全是在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之下作出的一次中规中矩的解读。 一个45岁的女子在追述她的情感历程,她这样从一个6岁的小女孩到中年半生之中对比自己大24岁的贺叔叔的爱情,到美国之后与大自己近30岁的舒茨教授的情人关系,两次这样的情感经历,当然只有恋父情结可以解释。但是,这种解读也因此完全停留在小说表层。 即使是从精神分析的层面,为论者忽略的东西,恰恰不是恋父情结中对年长男性的情感本身,而主要表现在与母亲的关系的理解上。在《心理医生在吗》之中,母亲一出场就带着某种揶揄的色彩,她对这种家庭奉献和牺牲的同时为丈夫和女儿粗暴地否定。对于父母之间的关系,我有这样的理解:“不,我爸爸从来没爱过我妈妈。……我妈妈可能也不爱我爸爸。完全可能的,是我爸爸招惹危险和制造不幸的禀赋吸引了她。她在隐约的危机中,生发了她那学生腔的戏剧性激情。”[4](P78)父亲不爱母亲,其实更多的是经历了父亲拨乱反正之后的情感危机的“我”的事后体认,在这里多年后被置换为少年时的潜意识。母亲不爱父亲,则更属于少女时期某种隐秘的心愿。在小说中,“我”的记忆中很少有母女关系温情的部分。我已近中年,这时父母也已离婚,在女儿眼中母亲形象是这样的:“她撅着已松坠因而大而失形的臀部,眼从杂志砌成的墙缝瞄准着我爸爸和新夫人。”[4](P178)对父亲那个小他20多岁的“新夫人”,“我”没有任何不恭敬的、揶揄的描绘,反而在后面被堂而皇之将名称改为“继母”。父亲如愿以偿和比自己小了很多的女性结合在一起,这个从小就有着强烈恋父情结的女子,在她心目中,值得认同的爱情也只是这种男女年龄相差极大的爱情和婚姻。在她的潜意识里,这个按常理她本应该鄙视的“后母”,可能正是她自己的心愿得以在内心中隐秘实现的替代者!父亲和年轻后母的婚姻,在“我”的内心,似乎是我对贺一骑的爱合法化的象征。即使是这一点明显关乎恋父情结的内容,在以前的专门的精神分析层面的分析中也没有得以指出。 尽管恋父情结和精神分析只是这部小说表层的东西,但是,精神分析本身,还是给严歌苓的小说创作带来了深刻的、值得肯定的变化。以往的论者论及《人寰》,都没有涉及严歌苓的《屋有阁楼》、《阿曼达》和《我不是精灵》这三部短篇小说。这几部作品同样涉及年长男子和少女的“爱情”,这几部作品的存在,可以确认这种恋父情结对于严歌苓这位作家心理特质的巨大影响,也可以确认《心理医生在吗》作为体现作家严歌苓核心的生命体验集大成者的重要位置。但是,这几部短篇可以视为长久的恋父情结不自觉的流露,而长篇《心理医生在吗》则是对恋父情结本身有了清晰的体认之后所做的“精神分析”,这也带来这些作品的不同。《屋有阁楼》、《阿曼达》和《我不是精灵》基本上处理为外在的事实和情节的推进,而《心理医生在吗》则一次次自愿又带着不易觉察的抵抗,沉入“我”内心深处最为隐秘的地方。这是精神分析带给严歌苓的小说创作积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