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1)01-111-3 近年来出版的许多种文学史教材中，对路遥的《人生》有种种赞美的评价。有的称赞小说“以写实的笔法描写了一位处在城乡结合部的农村青年追求新的人生道路的曲折历程”，“以主人公命运的坎坷和追求的执着动人”；[1]有的批评高加林，认为“他的行为动机中包含着对农村、农民、土地的蔑视，他的奋斗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2]陈思和先生主编的教材虽然指出了作者在描写高加林形象时超越了早期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注重写出人物性格的多重性，但他仍然认为在高加林身上，“个人主义的排他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表现，在这一两难选择中，人生的意义终于被他误解”。[3]这些文学史评价的关键词几乎都定格在农村青年的“人生追求”、“人生意义”，而对这种人生追求、人生意义的描述则是突出它的曲折性和个人主义特性。这种观点其实包含着一种价值的评判，也就是说它们否定了高加林追求人生意义的过程中的阶段性选择，肯定的是高加林在人生追求不断失败后的自我反思和“浪子回头”式的终极结局。对这样一种文学史评价，我们认为有必要予以重新审视。 在《人生》的结尾，经历了情感沧桑的高加林大声说，“真正爱的人实际上是另外一个！”这一表白否定了高加林与黄亚萍的相恋，而把爱的真谛赋予在高加林与刘巧珍的情感关系上。但是，难道只有高加林和刘巧珍之间的感情才是爱情的真实反映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爱情是指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男女双方基于共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共同的生活理想，彼此相互爱慕，渴望对方成为自己生活伴侣的一种高尚的情感。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高加林和刘巧珍的感情恰恰不是真正的爱情。 让我们来看小说文本：“刘巧珍看起来根本不像个农村姑娘。漂亮不必说，装束既不土气，也不俗气。”“咱农村有山有水，空气又好，只要有个合心的家庭，日子也会畅快的。”“你们家的老母猪下了十二个猪娃，一个被老母猪压死了，还剩下……”“哎呀，这还要往下说哩？不是剩下十一个了吗？你喝水！”“是剩下十一个了。可是，第二天又死了一个……”从这些对刘巧珍的描述来看，刘巧珍是个漂亮的姑娘，她朴素而简单，但朴素和简单从另一个侧面看就是单调。我们可以想像不识字的刘巧珍和通讯员高加林之间的精神沟通有多么困难，巧珍只会和他唠叨庄里的水井修好了，老母猪又下了几个崽子，再说些什么呢？巧珍自己也不知道了。确实，她除过这些事，还再能说些什么！巧珍和加林从精神上是完全不“门当户对”的，世界观不一样，生活理想不一样，加林想方设法要再次回到城市，巧珍却无法离开农村，安于农村生活。这种思想上的距离甚至裂缝，不可能为他们的感情建立起“爱”的基础。 小说中对“和巧珍恋爱中的加林”的描述，更加证明了他们的感情不是爱情。即便当初他们在一起，也是他遭受打击极度需要人安慰的结果。就如书中描写的，“高加林听着巧珍这样的话，心里感到很亲切。他现在需要人安慰。他于是很想和她拉拉家常话了”。加林此时处于人生的低谷时期，他暂时忘记了国际时政，避开了文学。他只想抓住巧珍这根救命稻草，好好歇息。所以说农民刘巧珍和农村知识分子高加林之间的感情从一开始“爱”的成分就不多，因为爱情应该是心心相印，并不只是简单的相濡以沫。 相反，小说文本是这样描述高加林和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的：“在学校时，亚萍是班长，他是学习干事，他们之间的交往是比较多的。他俩也是班上学习最好的，又都爱好文学，互相都很尊重。”“他们性格中共同的东西很多，话也能说到一块。”“加林小心翼翼，讨论只限于知识和学问的范围。当然，他有时也闪现出这样的念头：我要是能和亚萍结合，那我们一辈子的生活会是非常愉快的；我们相互之间的理解能力都很强，共同语言又多。”这些交代式的描写可以充分的显示出黄亚萍和高加林之间的感情，自学生时代起就有了心心相印的“爱”的基础。他们可以一起聊文学，国际政治或者其他，有很多的共同语言，相互尊重，相处愉快。所以说，加林和亚萍之间的爱情才是现代性爱的代表，其内涵乃是男女双方处于一种既给予又获取并在给予与获取的征途上实现自身、肯定自身、持证自身价值的共享双赢状态。黄亚萍所构造的情爱，是在她与高加林相互付出中，不断获取新的情感体验，达到新的理解层次，并且双方都保持不依附于对方的姿态，都拥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 那么，高加林对刘巧珍的情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情感呢？我们认为这种情感本质上是一种“恋母情结”。弗洛伊德在《诗人与幻想》中认为，作家的创作总是对过去的，特别是儿童时期受压抑的经验的回忆。回忆恢复了过去被潜抑的经验的动力，从而产生了要求补偿、实现它的愿望，对受创经验的回忆是创作的契机。路遥很早就离开亲生母亲，这种残酷的情感剥夺给其幼小的心灵留下阴影，深深地尘封于情感记忆之中。加上后来路遥的情感路的艰辛，使得作家这种精神向往变得更加强烈但又无从发泄。他开始写作时，从小时候开始郁积的心理愿望会投射到作品中，不自觉地利用情感转移的方式，通过刘巧珍所具有的情爱行为，表现出对母爱的向往，难免混淆了爱情和母爱。文本中有很多地方体现，首先，在加林教师下岗、失意无奈甚至有些绝望的时候，巧珍大胆向他表达爱意。她的爱纯粹，她爱的是高加林，而不是高加林的身份和地位，即使加林只是个落魄的农民，她也愿意爱他。然后，高加林回乡后一直愁眉苦脸，巧珍主动提出要加林到城里工作，暗示为了他的前途自己被抛弃也没关系。接着，在加林真正把她抛弃之后，还哽咽着说：“加林哥，你别再说了！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你……去吧！我决不会连累你！加林哥，你参加工作后，我就想过不知多少次了。我尽管爱你爱得要命，但知道我配不上你了。我一个字不识，给你帮不上忙，还要拖累你的工作……你走你的，到外面找个更好的对象……到外面你多操心，人生地疏，不像咱本乡田地……加林哥，你不知道，我是怎样爱你……”最后，当加林重新回到土地时，她不仅拉住想要给高加林制造难堪的妹妹，还央求高明楼，让加林再去教书。这就是母亲对待孩子般，无私单纯至死不变的爱，无论孩子是穷是富，无论孩子对自己伤害多深。但这种母爱似的爱情绝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两性之爱，对于生性冲动、富于追求力的高加林来说，享受这样的母爱式的女性之爱，也未必是人生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