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0-70年代的当代文学建构过程中，“民族形式”是一个反复提及但却并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问题。人们常常把注意力放在与阶级议题相关的“工农兵方向”、“英雄人物”、“典型”、“新人”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问题上，而认为“民族形式”不过是这些超越性意识形态问题的点缀性装饰，正如“形式”一词通常被理解为“内容”的装饰物那样。但是，民族形式不仅事实上深刻地参与着新中国的国族想像与文化建构，更重要的是，超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即使在50-70年代的两大冷战阵营对峙格局中，也始终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被实践的。因此，考察当代文学/文化建构，不能仅仅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话语脉络内部进行，而需要同时纳入作为历史语境的民族—国家建构和民族主义话语的运作形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需要把民族形式问题从当代文学建构过程中独立提取出来加以讨论，更不意味着把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视为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而是需要意识到：当代文学那些超越性的现代/社会主义议题，总是需要经过民族形式的转化才得以呈现。并且，怎样的形态被指认为是“民族”(或许更准确的词是“国族”)的，在当代中国不同时期的历史语境中也是发生变化的。而特定文学作品的实践形态，由于多种因素的参与与介入，也表现出自身的独特性。在这样的意义上，文学文本、历史语境与理论问题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界限，相反，需要将三者结合起来，民族形式问题才能得到较为深入的讨论。 本文将围绕小说《红旗谱》展开对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由于《红旗谱》在革命史叙述和民族形式建构上所具有的突出特征，论文将以它为媒介，综合文本构成、历史语境、理论命题与作家风格等各个层面的复杂因素，探讨40-60年代这个时段中中国革命史书写与国族叙事间的独特关系。 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民族形式”的提出 尽管《红旗谱》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广泛关注，很快被列为建国10周年“社会主义文学”成就的突出代表，而且从那时起一直被当代文学史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不过，它的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内涵，似乎并没有得到足够深入的讨论。 《红旗谱》是由三卷本构成的所谓“长河小说”。第一部出版于1957年11月，此后经过多次修改并出版，因此有不同版本①。第二部名为《播火记》，虽然写作时间早于第一部，但到1963年才公开出版。第三部《烽烟图》则直到1983年才出版。一般讨论的《红旗谱》大多指的是第一部。小说总体讲述的是20世纪上半期冀中平原的锁井镇上，朱、严两家三代农民与地主冯兰池父子两代的家族矛盾，并以此为线索串联起30年代河北平原上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对于这些发生于特定地域的革命事件的书写，一开始就确定了一个超越性的主题，即“阶级斗争”②，并与中国革命史的经典话语建立起直接关联：“开始长篇创作的时候，我熟读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时刻刻在想念着，怎样才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把那些伟大的品质写出来”③。这种超越性的主题，此后也成为了批评者和研究者阐释《红旗谱》的惯例。《红旗谱》第一部出版后，很快就被作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这一类型小说的意识形态功能被研究者如此概括：“它们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④。不过，从一种后革命乃至后现代的历史视野中看去，《红旗谱》关于革命历史的讲述并不是如此“自然”地获得其全国性的经典意义的。 《红旗谱》讲述革命史的方法，在它所处的时代事实上是较为特殊的。与《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红岩》等其他革命历史小说经典相比，它讲述的并不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而只是在一个特定地域发生的并不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事件。《红旗谱》的重要性显然不在其叙述对象，而在其叙事方式。这种叙事的一个重要而突出的特点在于，小说的叙述过程乃是一个提升和缝合的过程，即将特定区域的革命事件和故事，转换为有关中国革命史的某种元叙事。这里包含的裂缝是不同层面的，既是革命的地方性(河北冀中平原)和全国性(中国革命)之间的差异，也是特定而具体的历史故事(抗捐抗税和农民暴动)与“革命”、“阶级斗争”这一抽象历史主题之间的缝合，同时也有真实经历和事件(作家作为亲历者和调查者)如何转化为文学叙事(“《红旗谱》中的故事不是革命生活的实录”⑤的构造过程。故事自身的具体性和中国革命经典话语的抽象性或普遍性之间的落差与缝合，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关键所在。 除了这种叙述内容和主题思想上的缝合，更值得注意的是，《红旗谱》还因此表现出了叙事文本内在文化构成上的裂缝与缝合。后一点是作家梁斌自觉意识到的。他这样写道：“书是这样长，都是写的阶级斗争，主题思想是站得住的，但是要让读者从头到尾读下去，就得加强生活的部分，于是安排了运涛和春兰、江涛和严萍的爱情故事，扩充了生活内容”⑥。梁斌清楚地意识到了超越性的阶级斗争主题，与所叙地域特定的语言文化(即所谓“生活内容”)之间的差异。不过，在他的理解中，前者显然是第一位的和统合性的，而后者则是辅助性的和次一等的，并且相信这两者尽管不同但却可以融合在一起。两者因何可以融合被看作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没有得到任何解释。 但事实上，这涉及的却是现代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亦即“民族形式”得以提出的历史动因和文化语境。很大程度上应该说，《红旗谱》这部小说所表现的冀中平原这一特定地域的革命事件与超越性的现代革命主题之间的关系，正类同于中国这一特定民族—国家范围内发生的革命，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如汪晖所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内，‘民族’问题是相对于‘国际’问题——无产阶级的普遍解放——的‘地方性’问题”⑦。冀中平原的地域文化，与阶级斗争的现代性主题之间的“结合”，其“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某种程度上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一个具体而微的实践形态或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