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事”到“小说”

      [主持人语]沈从文堪称是20世纪文学大家中最有本土性的一个，也是京派小说家中的扛鼎人物。但目前的沈从文研究对其创作较为缺乏总体性的观照；另一方面也匮乏对沈从文作品从文本细读的意义上做深入细致的探究，从而难以展现沈从文文学叙事图景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本专辑中，解志熙教授在沈从文佚文辑校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最后一个浪漫派”的最后浪漫》一文，既弥补了《沈从文全集》之遗缺，又在此基础上把40年代的沈从文研究导向深入，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沈从文的“人的重造”以至“国家重造”的浪漫人文理想。李松睿的《“渡船”与“商船”》则通过对文本中两个意象的分析，揭示了《边城》中内含的裂隙，在小说内部幻景与外部社会现实之间挖开一条通道。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11)02-0082-08

      选择“从故事到小说”这个题目不意味着沈从文的叙事经历了一个先有故事后有小说的线形发展历程。在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的故事意识和小说理念从步入文坛伊始就交织纠缠在一起，并在他以后的叙事历史进程中呈现出悖论的关系。也恰恰是这种悖论关系的复杂性带给沈从文以叙事的活力，呈现了其他小说家无法提供的小说叙事图景。可以说，沈从文因对“讲故事人”的自觉而获得了自己独特的小说意识，并在20世纪30年代初达到了小说理念的成熟；最终则因为自己作为一个曾经的讲故事人形象的消隐而变成一个孤独的现代小说家。

      一、讲故事传统式微时代的“说故事的人”

      在20年代最初的创作中，沈从文选择的是乡土回忆的速写体、横截面式的切入形式以及都市自叙传式的反讽格调为其主导小说模式。虽然在故事题材方面沈从文呈现的是湘西的神奇地域视景，但讲述这些故事的形式却很符合当时关于小说的主导话语和观念形态。北京文坛所流行的现代小说体式以及郁达夫等知名小说家对小说的认知肯定影响了沈从文的具体创作。

      但是到了1929年前后，沈从文似乎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小说模式。以讲故事人的形象塑造为表征的第一人称小说出现在沈从文的笔端，在《说故事人的故事》、《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第四》、《都市一妇人》、《灯》等小说中都成功塑造了一个人格化的讲故事人的形象。这些小说标志着沈从文似乎在某一天早晨醒来后豁然开朗，一下子找到了以讲故事的形态去创作小说的叙述模式。当然沈从文写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故事，而依然是小说，但是其中渗透着讲故事的自觉意识，也呈现着讲故事的结构形式。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雪林称沈从文“原是个‘说故事的人’”。①如果说这个判断不见得全是褒奖的话，那么，叶圣陶在给沈从文的《春灯集》、《黑凤集》所写的广告词中称“作者被称为美妙的故事家”，②则是名副其实的赞扬了。沈从文从此以“说故事的人”的形象在30年代的中国文坛独领一时之风骚。

      但也许正是这种讲故事的意识，使沈从文的小说与中国乃至世界文坛主流现代小说概念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因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迎来了讲故事的技艺日薄西山的人类历史阶段。

      讲故事的技艺在20世纪的衰微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本雅明在写于1936年的《讲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随想录》这篇讨论讲故事传统的经典文献开头就说，讲故事的人“早已成为某种离我们遥远——而且是离我们越来越远的东西了”。③其内在原因本雅明认为是“经验贬值了”——传统经验进入现代世界后开始丧失了在前现代的那种重要性。本雅明称“讲故事的人”可分为两种类型：农夫和水手。水手带来远方的故事，而农夫则“了解当地掌故传说”。两个类型的人所讲的故事最终会融合，共同塑造乡土的经验与生存的智慧：“那种见多识广的人带回的远方的传说和那种当地人了解最深的过去的传说融会到一起。”④其中暗含着空间和时间的双重遥远感，所以本雅明说“列斯科夫无论在遥远的时代还是遥远的地方都安然自在”。但是到了本雅明所身处的时代，空间的与时间的遥远感都渐渐消失了。本雅明认为新闻报道的出现，使人们只关心身边的事情。⑤而时间意义上的“遥远的过去”在现代贬值的更加彻底，尤其当人类进入一个所谓的“后喻”社会，传统的经验日趋过时，需要向年青人学习新经验，长辈们须从下一代那里获取当代社会新鲜的东西。

      本雅明认为，“讲故事艺术的衰落”，“它的最早的征候是近代之初小说的兴起”。如果说，“无论是神话还是民间故事，其作者都是佚名或是一个集体”，⑥那么，“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⑦正像杰姆逊所概括的那样：“故事产生于集体生活，小说产生于中产阶级的孤独。”⑧中国的小说当然不能简单地说是诞生于孤独的个人，所以本雅明的说法用于中国现代小说需要先检验它的适用性和有效性。不过，现代中国的都市文学大体吻合本雅明的这一历史叙述。当沈从文进入文坛的时候已经是小说大获全胜，占据了统治地位，而传统讲故事的方式开始式微的时期，讲故事在中国现代文坛也同样渐成稀有的技艺。即使读者依然可以读到民间形态的故事，但更多的时候读到的已经是现代小说。故事也往往是小说中的故事，而离故事的原生形态越来越远。同时读者通过阅读印刷文字在现代小说中“听故事”的心态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当小说文本呈现的是一个讲故事的语境时，这个故事语境所产生的作用往往不是拉近与读者的心理距离，而是相反；当沈从文的小说叙事者一再强调自己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时，其造成的叙事效果却是把自己讲述的故事推远，成为一个传奇。这与真实性无关，而决定于读者的心理距离。如果心理距离遥远，再真实的事情也是故事和传说。所以对都市读者来说，沈从文讲述的那些陌生和新奇的湘西故事，必然给他们造成一种遥远感，这种遥远感一方面来自湘西偏僻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地域文化，另一方面则来自于读者听故事的心态，他们本来就在期待听到一个传奇。而从普泛性的意义上说，人们听故事时的心理预期都是想听到一个新鲜离奇的事件，否则就会大失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