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3.2；J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03-0106-09 竹内好的《鲁迅》初版于1944年，是日本鲁迅研究的奠基之作。伊藤虎丸曾说它“在我国的鲁迅研究中，可以说是出发点的著作”①。丸山升则说：“这是一本时至今日仍被称为‘竹内鲁迅’的对其后的鲁迅研究起着决定性影响的著作。他以后的所有鲁迅研究者，都从这本书继承了很多东西。即便能够提出在各个方面异于竹内的鲁迅像，也是通过坚持自己对‘竹内鲁迅’的不同意见、深入挖掘差异之处才产生的自己的鲁迅像，在这个意义上，依然处在竹内的强烈影响之下。”②尾崎秀树、竹内芳郎、木山英雄也都讲述过自己深受竹内好的影响，证明丸山升所言不虚：他们的鲁迅研究，都绕不过竹内好《鲁迅》，或继承，受其中某一观点启发，作深入的阐释；或驳难，由不同的理论得出另一种认识，但在根基上，却是根本相连。可以说，日本的鲁迅研究，因为竹内好此书，形成了良好的学术史传统。 对比中国学术界，则显示出令人失望的图景。先是对竹内好此书长时间的冷视和隔膜，虽曾在1986年就有过中文译本③，但识者寥寥。后经孙歌女士等重新译介之后，声名鹊起，在学术界掀起热潮，一时“竹内鲁迅”的说法争见于各样的论文、研讨会。不能说这股“竹内鲁迅”的热潮贡献不大，然而，大部分学人关于“竹内鲁迅”的论文却并不令人满意。如果一本重要的著作译介过来，只是引发一堆言不及义的评论文章，大家只是为了发表文章而急于与它对垒，并不去真心学习它，让它对自己相关的研究产生持续的影响，从而融入到相关课题的学术传统的建构之中，那是非常可惜的。事实上，对此书的认识，还需要继续探究，此书的价值，还未能得到完全的显明。在此我也尝试表达对竹内好《鲁迅》以及鲁迅研究现状的一点看法，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竹内好在《鲁迅》中的用语“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④为人所熟知，却并不见得得到了准确的理解。有人把它当成一个二者谁先谁后的问题，高远东先生在批评竹内好的文章中，就有这样的“反驳”观点：“鲁迅的文学是在文学者鲁迅与思想者鲁迅的关系中发生的，思想者鲁迅先于文学者鲁迅出现，鲁迅的文学则是二者结合的一种特殊形式。”⑤但在竹内好那里，这并不是问题。他近乎蛮横地宣称：“我先验地把鲁迅规定为文学者。”“鲁迅是文学者。而且是第一义的文学者。”“鲁迅不是所谓的思想家。”⑥竹内好认为，启蒙者鲁迅，只是一个表象，是既知的。他的努力，就是循着既知的线索，深入底下的幽暗未明的世界，“力图以我自己的语言，去为他那惟一的时机，去为在这时机当中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原理，去为使启蒙者鲁迅在现在的意义上得以成立的某种本源的东西，做一个造型”。⑦竹内好是在这个意义上，来探寻“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的。 也就是说，竹内好实际上完全撇开了“启蒙者鲁迅”的话题，他关心的是使“启蒙者鲁迅”得以呈现的“文学者鲁迅”。更进一步说，他探寻并力图捕捉的，是“文学者鲁迅”得以形成的“那惟一的时机”。竹内好认为：“任何人在他的一生当中，都会以某种方式遇到某个决定性时机，这个时机形成在他终生都绕不出去的一根回归轴上，各种要素不再以作为要素的形式发挥机能，而且一般来说，也总有对别人讲不清的地方。”“在中国的文学者当中，能像鲁迅那样凸现这一特点的人还是很少见的。”⑧竹内好醉心于究明鲁迅生命中这个“时机”，因为他认为一旦获得这个时机就再也“绕不出去”。他反复表述这个意思：“……他从什么时候获得了这样一个时机——一个他一生中只有一次的时机，一个他获得了文学自觉的时机，换句话说，一个他获得了死的自觉的时机。”“我想象，鲁迅是否在这沉默中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做回心的那种东西。”⑨竹内好紧张地甄别这个“时机”，因为只有通过这个时机才能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确定一个根本的立足点： 在他身上没有思想进步这种东西。……相对于他顽强的恪守自我来说，思想进步实在仅仅是第二义的。(《鲁迅》，第11—12页) 我所关心的不是鲁迅怎样变，而是怎样地不变。他变了，然而他没变。(第39页) 鲁迅或许是变了。不过在我看来，通过他的变化所变现出来的东西，比他的变化本身更重要，这就是通过二次性转换所能被窥见到的具有本质意义的回心方式。(第110页) 这个唯一的时机究竟在什么时候呢？它曾经像闪电般击中鲁迅，却没有给后人留下更多的线索。竹内好深入到鲁迅的传记当中去寻找，结果只得到鲁迅的生活大多在波澜不惊的书斋中度过的印象(他同时认为这种波澜不惊其实是鲁迅勉力使波澜不外现)，以及对鲁迅传记不完备的怅叹。尽管如此，他仍然从中找出了三个重要的疑点：教给他忧郁的祖父，第一次婚姻，兄弟失和。考虑到竹内好写作的时间(1943年)，不能不惊叹他的敏锐，这三个事件正是后来的鲁迅研究聚讼纷纭之所在。 是这些事件刺激了鲁迅，促成了那个时机的出现吗？我想，竹内好的回答应该是否定的。他的目光，很奇怪地注意到这些事件却又并不聚焦于此，而是执拗地滑向别处，试图在不显然的晦冥空间抵达本质。他对众人习常接受的那些解释总是无情地质疑：对于《〈呐喊〉自序》，他认为“其中虚构的成分居多。由于有金心异的来访，所以才有《狂人日记》的产生，这恐怕并非事实本相，至少他不是以进入事实里面去的方式在处理事实”⑩。对于《新生》事件，他认为“把发行杂志的失败看作引他走向了‘悲哀’的看法，是非常滑稽可笑的。《新生》事件也许是被投入到他回心熔炉的很多铁片中的一片”(11)。对于幻灯事件，找茬事件，竹内好都作了同样的处理。他把鲁迅因这些事件而成为文学家的看法，称为是把鲁迅的传记“传说化”，而加以坚决的抗议。竹内好并不完全抹杀这些事件的影响，他反对的只是把这些影响绝对化。他自己更宁愿把它们当作“形成他(鲁迅)回心之轴的各种要素之一”(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