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1)01-0044-07 即使在“跨学科”成为一种学术时尚的今天，1980年代中期出现的以鼓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实现一体化为特征的“方法论热”仍然会被看做一个较为另类的文论史事件。这并不难理解，依照1980年代以来最具影响的文学观念，很难说“方法论热”是在以“文学”研究的方式在研究文学，毕竟那些被当事人津津乐道的科学概念——特别是自然科学概念，如热力学第二定律、模糊数学、测不准定理、耗散结构等——离“文学”太远了。 可是，如何从文论史的角度理解科学突然“入侵”文学这一壮观的历史场景？为什么是“科学”？在壁垒分明的现代学科体制之下，它如此强大的跨越能量从何而来？它究竟为“新时期”的文学带来了什么？提出这些问题，并无臧否“方法论热”的打算，而是想从这次很少有人再次提及的文论思潮中发现其携带的历史符码，为理解80年代文学——尤其是80年代中期文学变革的发生背景——提供一个入口。本文的思路是将“方法论热”放置在1980年代的具体语境中，对作为一种话语的“科学”①在“新时期”文学中出现的条件和动力作出新的解释，看这个曾被认为“幼稚、简单”的思潮如何参与了文学的变革，并在相应的历史关联中测度当“科学”进出“文学”之际文学体制的微妙错动。 一 “方法论热”出现的契机 在1980年代，很多参与“方法论热”讨论的著述都会把“新的技术革命的到来”视为新时期启动方法论讨论的原因，并用几乎相同的论述方式勾勒出一幅颇具紧迫感的景象：“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本世纪第二次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伟大潮流，以及这股潮流对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各部门的巨大冲击和影响”，“随着世界科技革命的发展，文艺批评方法的变革势在必行”。[1]并在此基础上，描画出一个世界性的文学(或文艺学)与各种自然科学和谐互动的美好未来。有学者在书写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时，也将这次“方法论热”归结为“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一股科学主义思潮”，其发生是一些新兴学科“唤起了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思维方式及研究方法的变革欲求”，进而构造出一段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对峙竞争”、后者大获全胜的历史。[2]且不说在20世纪70-80年代是否存在一个全球性的“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伟大潮流”以及自然科学的概念大举进入文学研究的胜景②，单看1980年代的中国，何以这股“在世界范围内”对“社会科学各部门”产生“巨大冲击和影响”的潮流，只有到了1980年代中期——更具体地说，是林兴宅发表《论阿Q性格系统》的1984年[3]——才出现文学研究领域的“热”？这一细节提醒我们，要理解“方法论热”出现的契机，需要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寻找答案，而不是被历史当事人召唤“方法论热”时的行文逻辑所左右。 首先应该明了的是，虽然1984年才出现“方法论热”，但这并不是“新时期”文学方法论讨论的开始。实际上，“新时期”发生以来的很多文学论争都和方法论问题有关，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人道主义”、“现代派”等相关讨论。正如高尔太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具有认识论的性质，但主要还是一种方法论。”[4]马克思主义当时是文艺学这一意识形态色彩较浓厚学科的最重要理论基石，如果能在“马列经典文论”的解释方面有所“突破”，当时颇有争议的“人性”、“暴露”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几乎同时发生的“现代派”讨论看上去争辩的是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评价，而实际上，是另一文学资源所提供的对世界、人和文学的理解方式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学的问题，这也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方法论讨论。 众所周知，在1983年10月，“人道主义”和“现代派”成为“清污”的最重要对象。这些讨论的遭遇证明了只有马列文论才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经典文论”，只有某些理论权威才能“重新解释”或“发展”马列文艺思想，任何有“新意”的说法都要接受严格检验。但必须看到，尽管大规模的关于“人道主义”和“现代派”问题的讨论被暂停了，但因此过分强调“新时期”与之前文艺政策的连续性也是不妥当的。从已经公开的资料看，即使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主管机构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③，更重要的是，被暂停的只是围绕一些思潮和概念的论争，更为深层的配套体制仍在运行——至少和“现代派”相关的翻译、介绍、研究和传播并没有受到多少压制，“人道主义”也在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为名继续开拓空间。这样一来，“改革”的压力就落在了“马列经典文论”之上。它现有的阐释空间并不能完全容纳“开放”中出现的一些文学问题，加上“文革”又使其声誉受到较大影响，虽然在理论和文艺管理层面将变革的冲动暂时压制住了，可实践层面的问题依然存在。 以1984年的《文学评论》为例，全年共发表文艺理论类文章22篇④，除了下文要提到的“方法论热”中的文章、两篇“清污”文章和几篇书评，其他文章讨论的话题相当散乱，如“幽默”、“外观描写”、“当代性”、“电影文学”、“报告文学的想象”等话题。也就是说，在“现代派”、“人道主义讨论”等问题只能以批判和严加管控的方式讨论之后，刊物已经很难再有什么“新”的方式来谈论文学了。折射到文坛，就是评论的乏力与不景气。1984年5月，《文学评论》邀集各大文学类报刊、出版社的编辑商谈“文学与时代共脉搏”的问题时，这些文艺生产中的组织者将怨气撒在了文学批评上：“对于当前的文学批评，作家不大感兴趣，读者也不大感兴趣。作家和评论家在不少问题上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作家们认为评论家不敢说真话，随风一面倒”(《十月》贺新创)；“有些评论从政治概念出发，为概念找例证，不得要领”(黄浪华《解放军文艺》)。[5]其实不仅仅是这些无米下锅的编辑，对于文学评论的种种议论和不满到处都是：“大专院校中文系的学生对目前的文学概论课有意见，读者不怎么爱读报刊上的文艺评论文章，口快心直的作家谈起评论就连呼‘不敢领教’，评论家的自我感觉也不甚佳，有些人准备或已经改行写小说。诸如此类的信息，说明文学评论不仅和飞速发展的时代、生活有些脱节，即便是和佳作迭出的文学创作相比，也显得相形见绌，未能做到比翼双飞。如何加强和改进评论工作，使之与时代、创作的前进步伐相适应，应当说，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文学课题之一。”[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