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2-0180-07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对当代历史的反思,对个人经历的追忆,作家纷纷将自身即“我”作为写作对象,大批自传应运而生。与前几十年相比,自传这一体裁获得了蓬勃生机,形成了一股自传写作热,该现象值得深入探讨。新涌现的作家自传涵盖了老中青三代作家,从创作特点和手法上来看,既有传统的人物白描手法,也有后现代的崭新尝试,前者如《舒芜口述自传》,后者如杨绛的《我们仨》等,展现了世纪之交中国自传创作的一种典型的大杂烩现象。由于创作年代新,对于这批新近作家自传的批评研究尚不多,因此本文选择这一领域作为研究对象。 随着自传写作热潮的到来,自传研究也蓬勃兴起。全面论述20世纪90年代自传的文章主要有全展的《九十年代自传文学述评》,探究了90年代自传文学火爆的原因及其特点和不足。潘正文的《明星自传缘何火爆》,主要从文学商业化的角度探讨了明星自传火爆的原因。这些论述是从文学商业化的角度来研究20世纪90年代自传的。而於泓枚的《论口述自传的文体特性》,则从文体特性的角度来研究口述自传。其它论述也有从记忆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自传,如杨红升的《自传体记忆研究的若干新进展》,秦金亮的《自传记忆线索提取发展的实验研究》。还有的从叙事学角度研究自传,如许德金的《自传叙事学》;或从时间与自传的关系来研究自传,如王成军的《论时间和自传》,刘佳林的《时间与现代自传的叙事策略》。而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自传研究主要集中于论述单部自传,如龚云普的《以自己的沧桑同新世纪人们展开真诚对话的结晶——误〈舒芜口述自传〉》,康粟丰的《〈思痛录〉及其忏悔意识——兼论新时期自传文学对历史的反思》,以及何蜀的《仅有记录是不够的——〈文强口述自传〉指瑕》等。①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传的系统研究大多只是局限于明星自传这一类别,而以90年代以来的作家自传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很少。而且,前人对20世纪90年代自传的系统研究都侧重于自传的外部因素,却忽视了对自传的内部因素特别是传主在文本中的自我建构与自我形象的研究,因而从自我身份认同的角度来探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作家自传是有意义的。 菲力浦·勒热讷在《自传契约》中为自传下定义时说:“当某个人主要强调他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个性的历史时,我们把这个人用散文体写成的回顾性叙事称作自传。”[1]本文以此为标准选取自传文本。从这个定义可看出,在语言形式上,自传必须是叙事的散文体,与自传体诗歌区别开来。在自传内容方面,必须是个人生活、个性历史,这便与回忆录区别开来。在作者方面,自传必须是作者、叙述者和人物的同一,且采用回顾性视角,从而与自传体小说区别开来。本文中的作家主要指从事文学创作有所成就的人,包括小说家、散文家等。“自我身份认同”的定义参照查尔斯·泰勒在《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中所说的:“我的自我定义被理解为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回答。而这个问题在说话者的交替中发现其原初含义。我通过我从何处说话,根据家谱、社会空间、社会地位和功能的地势、我所爱的与我关系密切的人,关键地还有在其中我最重要的规定关系得以出现的道德和精神方向感,来定义我是谁。”[2]49也就是说,传主对于自己的生命流程进行定位和定性,在回顾性的视角中展现传主心目中的“我”。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一书中,有专章论述自传,他提到“绝大部分自述者,则是立足于当下,重新结构历史并阐述自我。”[3]即传主立足于当下,对自我有个基本定位和认识。 自传写作很大程度上是要回答“我是谁”,因此自我身份认同在自传写作中显得尤为重要。自传作者往往论述自己性格形成的历程和人生的轨迹,且他一定有一个当下的立足点,即传主的自我身份(或为职业,或为自我定位)。在这个立足点的前提之下,自传作家才挥洒笔墨,谱写自己的人生。因此,传主的自我身份认同是自传写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查尔斯·泰勒在《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中说:“知道我是谁,就是知道我站在何处。我的认同是由提供框架或视界的承诺和身份规定的,在这种框架和视界内我能够尝试在不同的情况下决定什么是好的或有价值的,或者什么应当做,或者我应赞同或反对什么。换句话说,这是我能够在其中采取一种立场的视界。”[2]37只有有了自我认同,克服认同危机,生命才有方向感和稳定感。自传写作同时也是一种自我表达和自我诠释,“我们是靠表达而发现生活意义的。……发现生活意义依赖于构造适当的富有意义的表达。”[2]25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作家自传所体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和灵魂探索是截然不同的,自传文本中自我身份认同也各有千秋。“我”在不同作家的笔下,呈现出迥然有别的态势。 一、历史裹挟中的“我” 第一类作家自传中,“我”是以历史见证者的身份出现的。在历史的巨浪中沉浮的传主,更多关注的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而非个体精神的特异性,往往流于陈述史实,看不到个体清晰的精神成长的轨迹。这一代知识者承担了太多的民族苦难,他们在青壮年时期投身革命事业,个体的生存和价值由社会和历史决定。于是这种对客观的社会改造事业和外在灾难的叙述,就构成这类作家回忆时的主要线索。这一类自传中知识分子的“小人物”意识特别浓厚,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说:“我在感情上是异常脆弱的。我不能成为英雄,我有自知之明。我从来也不想成为英雄。英雄是用特种材料造成的,而我实非其俦。我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小小的个人悲欢,经常来打扰我。”[4]贾植芳在《狱里狱外》的引言里也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不过是大时代里的小角色,我的回忆既无关治国大业,也不会给文学史填补空白,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个人的命运总是与时代休戚相关。”[5]1这种“小人物”意识是时代在传主生命中打下的深深烙印。因此,此类自传在叙述个人生命流程的同时特别凸显了个人与时代的休戚相关,自我被表述为湮没在时代的潮水之中,沉浮不定。而个人自我的悲欢荣辱,也都是社会政治等外在因素的产物,代表整个民族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