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11)02-0053-06 革命历史战争作为文学叙事的对象，在解放区文学时期就已经出现。那时，“我们已经有了若干反映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与人民军队”[1](P513-515)的作品，周扬统计，“在《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所选的117篇作品中，表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人民军队的就有107篇”。“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作品叙述的是那一时期的‘当代生活’，也就是说‘现实’和‘历史’还并没有拉开距离，……但是随着战争年代的即将结束和新的时代的开始，当年关于革命斗争的现实叙述，就逐渐有了‘历史’的意味。”[2](P96)并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形成了一个创作高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作家在新的时代文化语境中“重写”革命历史，对信仰、理想、忠贞等精神的守护，为受市场化和消费主义影响而患上精神贫血和“软骨症”的文学增添了“血红素”和精神“钙片”。本文拟从历史观和英雄性两个理论视阈观照20世纪下半叶革命历史战争叙事，爬梳、总结其成就和不足，以期为革命历史战争小说创作的进一步繁荣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战争叙事，革命历史观起着支配和统摄作用。革命历史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由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而发展成型，并最终成为支配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叙事对革命历史认知的主导历史观。毛泽东的历史观主要表现为革命发展史观、阶级斗争史观、人民史观[3]。毛泽东的人民史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强调个人的历史创造作用的继承和发展。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高度肯定人民群众在中国革命历史的不同阶段，对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4]。“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5](P139)肯定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的历史作用，不仅体现出毛泽东的人民史观思想，而且也是毛泽东人民战争观的精髓所在。 在革命历史观的规约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战争叙事基本上是在革命历史观的视阈内展开的，因此，也就体现出一些共同性的内容。注重革命历史进程中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历史规律的总结；强化革命历史战争中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作用(人民性)；凸现革命历史战争中阶级斗争的二元对立和冲突……在此，仅以《保卫延安》、《红日》为例来说明革命历史观对革命历史小说创作的统摄作用。这两部小说分别以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延安和山东解放区的重大历史事件为叙事内容。在具体的历史叙事中，一方面通过敌/我双方的军事斗争，在敌我双方的正义/非正义、进步/反动、革命/反革命较量中，形象地阐释了前者终将战胜后者的历史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则在根据地人民对革命战争的支持叙事中，充分揭示出人民群众的作用和力量，艺术地表现了革命历史叙事的人民性特征。凡此等等，鲜明地体现出革命历史观对革命历史认知的规约作用。以革命历史观为指导的革命历史战争叙事，无疑真实再现了革命历史的主流走向，符合革命历史事实，它对革命历史本质规律的透视也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其深刻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包孕主流意识形态意旨的革命历史观的强势地位和作用也导致革命历史叙事对非主流的革命历史的忽略，革命历史复杂性某种程度上被遮蔽。历史本色的弱化，历史必然性的充分性强化迫使历史偶然性因素缺席，这一切最终使革命历史叙事中的历史呈现出单质化的倾向。 就此一时期革命历史战争的英雄性表现而言，由于题材本身的特殊性，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强化其审美认知功能的政治教化内涵，使得开掘英雄形象的英雄性内涵成为此一时期革命历史叙事的主导审美价值追求，并在一体化的文学体制下，还建构出一套革命英雄主义的话语规范。 革命英雄主义话语规范主要体现在：一是要着重表现英雄形象的道德思想品格。“英雄人物的光辉灿烂的人格主要表现在对敌人及一切落后现象决不妥协，对人民无限忠诚的那种高尚品质上，他之所以能打动千百万群众，成为他们学习和效仿的榜样，也就在于他所表现的那种先进阶级的道德的力量。”“至于一个人物如果具有和英雄性格绝不相容的政治品质、道德品质上的缺陷或污点，如虚伪、自私甚至对革命事业发生动摇等，那就根本不成其为英雄人物了，他还有什么价值值得人去称赞和歌颂呢？”[6]这样的论述里，英雄的人民性、阶级性、革命性无疑是英雄政治品质、道德品质的主要构成要素，而且它们还是英雄形象的灵魂，在英雄的诸多英雄性蕴涵上处于价值优先的地位，起着主导的决定性作用，甚至成为判定、区分英雄与非英雄的唯一标准。同时，又特别强调要表现“新时代的英雄”的“集体主义思想和高度的纪律性”[7]。二是体现在怎样写好英雄人物方面。要求作家“所凸现的东西，一定是属于最充分最充足地足以表现人物的社会本质的东西；他所舍弃的，一定是属于非本质的，和主题无关的不必要的东西”[8]。对于英雄形象塑造上如何处理英雄身上的缺点问题，周扬明确指出，“我们的作家为了突出表现英雄人物的光辉品质，有意识地忽略他的一些不重要的缺点，使他在作品中成为群众所向往的理想人物，这是可以的而且必要的”[6]。在这里，何谓缺点，何谓不重要的缺点，已无关紧要，最为关键的是要突出英雄人物高尚的政治、道德品质。 由于受革命英雄主义话语规范的规约，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战争小说创作中的英雄形象，其英雄性内涵大都表现为阶级性、革命性、人民性、集体主义精神和党性的内涵，而这些内涵成为构筑革命英雄最为重要的道德人格内容，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在血与火、生与死的激烈斗争冲突中，烛照出英雄们超凡的智慧和勇气(如《保卫延安》、《红日》、《红岩》等中的英雄形象)。但英雄作为个体的人，其人性因素或弱化或缺失，英雄最终成为高耸云端、不食人间烟火、通体散发着神性光辉的“玻璃人”。英雄形象因过分承担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而使形象的审美意义大打折扣，因此英雄人物大都成为“扁平型”人物。尽管也有一些作家在创作中比较注重英雄的人性因素表现(如《洼地上的战役》、《百合花》等)，但数量的有限性，不足以改变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小说创作革命英雄话语的整体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