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截了当地说，今天所谓的“城市文学”往往并不是我们的作家对他们日日厮守休戚与共的城市，有多么的了解和思考之后的“文学”的想象和建构，而是按照某些预设的观念定制和拼凑出来的。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城市文学千人一面，千人一腔的现象比比皆是。 如果我们细致地梳理当下的城市文学作品，就会发现这些“文学”的“筑城术”包括：一是沿袭传统和现代、城市和乡村对抗性思维的现代城市想象。这是当下城市想象中最为老派的一路，翻的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老谱。在这里，城市成为文人想象中的“异邦”和“他者”，是他们逃避现实的跳板。城市是过去的、消逝的、美好的乡村田园的敌人和一切罪恶的渊薮。新世纪许多所谓的城市文学作品正是在这种简单的城乡对峙中去书写城市之罪和人性之恶。二是城市、人和家庭的命运与日常生活被生硬地楔入中国近现代史，文学的城市志成为近现代政治事件史的简单复写，比如葛亮的《朱雀》等。三是将城市描述成为寻欢作乐的场所，或者城市简化为时尚的符号。由时尚元素堆积起来的文学城市营造了一种海市蜃楼式的幻觉，比如郭敬明的《小时代》等。四是沿袭既有的审美惯例，尤其是将西方现代主义的城市想象成为中国当下的城市想象，如吴玄的《陌生人》等。 和活生生的中国城市比较起来，文学想象的中国城市沦为种种观念覆盖着的“看不见的城市”。极端言之，新世纪城市文学的写作正在成为另一种“政治正确”的翻版。笔者将这样的城市文学命名为一种非“我城”的写作。所谓的非“我城”，就是说作家和他们书写的城市之间没有原发性、原创性的个体、单数、精神意义上的“我”的体验、经验、反思和想象。 那么，何为“我城”？从大的方面，思考的是全球化一日千里的时代是否存在差异性的“中国城市”。在这个层面，如果仅仅看中国城市的某些中心商务区建筑景观、大商场奢侈品消费和流行生活方式，也许真的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在这些城市的表象和浮华之下沉潜着的暗流和幽影恰恰是各各不同的。中国城市在“现代”之前的“前史”，中国城市在“现代”之后的城城差异，这些使得中国城市必然成为与世界不同，自身亦迥异的“我城”。 现代中国城市是传统和现代遭遇的产物。相对传统的乡土中国而言，现代都市是一个真正的“异者”。它的独特性在于：它既不是古典时代的“一个政治中心”或者费孝通所说的“以官僚地主和富有士绅为基础的社区”，又不简单是西方殖民化进程中异邦的新城市。中国现代城市成长史有着自身的历史和现实，有着自身的问题和经验。这些历史和现实、问题和经验必然会被带入到中国现代城市品格生成之中。再者，就中国内部来看，每个城市又有着自身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和经验，中国城市的差异性大得令人难以想象。比如南京和上海这两座相距仅数百里的城市，精神气质上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从历史看，上海就没有南京旧都颓废的底子，南京当然也没有上海那么多近代殖民记忆。从现实看，今天的上海俨然是国际大都市，而南京作为城市仍然是不旧不新不城不乡的没落相。这一点从艺术和城市生态构成就可以看出来。南京在艺术展览、演出的规格、艺术沙龙活跃程度乃至场馆设施等方面明显落后上海很多。因此，一定意义上，“上海宝贝”只能是时髦“上海”的“宝贝”。 一城有一城个性，这就成就了“我城”。这种个性可以是城市地理空间上的，也可以是地域文化、政治、经济范式上的，甚至阶层、种族等等也影响着城市的个性。“我城”之“我”还不只在内外、内内之间城与城的差异性，城市为个体所提供的不只是工作、生活的空间，更是精神和心理的安顿之所。因而，就当下中国而言，个体之“我”与差异之“城”之间的关系必然是大相径庭的“我城”。这样，所谓“我城”强调的不仅是现代中国城市在城市样态、精神气质，或者说在城市空间意义上存在的地理、文化、心理之上的古与今、东与西、城与乡的差异性，而且对一个作家追问何为“我城”，其实意味着思考他们笔下的“城市”是按照怎样的肌理，想象和建构出来的，它怎样地浸透了作家的个人经验，能够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提供怎样的新可能。 据此，我有理由对“非我”、“无我”之中国城市文学提出质疑和批评。 既然我们对当下文学按照既成的观念和惯例，建构着自己的文学城市想象提出批评和质疑，可以进一步追问的是，“我城”如何“文学”？从当下作家构成看，新世纪之前成名，现在正值创作盛年的作家大多有着由“乡”入“城”的经历。应该看到，用“乡下人”眼光打量城市写出的城市文学，将是洞见与盲视共存。洞见的是城乡之差异，盲视的则可能是此城与彼城的不同。新世纪中国文学“筑乡”有术，“筑城”无力，问题的关键是在作家的视野里，每一个城市都是一样的，每一个村庄却是不同的。新世纪文学的乡村想象往往是作家悲欣交集荣辱与共的“我乡”，而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杂交之后的现代中国城市是什么？新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又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中国作家并不像对现代中国乡村理解得那么透彻和清楚。这就要求，作家在城与乡尖锐对峙的心理震颤和阵痛之后，必须将之前观念化的城市想象调整到有着自己尖锐痛感的“我城”观照。 “我城”如何“文学”？中国作家的乡村想象其实是可以借鉴的。作家应像对“乡”一样将自己的灵魂灌注进“城”，作家不是时刻准备着做一个逃离城市的过客，爱也好恨也罢必须和“城”纠缠、厮守，才有可能视城市为“我城”。但应该意识到是新世纪文学“我城”想象远较“我乡”复杂，这是前无古人的城市。现代都市的崛起对中国地理空间、文化版图和人们的情感、心理、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写是革命性的。“混乱”、“混搭”、“混蛋”、“混沌”杂糅并置的当下中国城市却是人类城市史上空前的“异形”。面对这样的“异形”之“城”，已有的文学经验、单一的文学类型根本无力完成对“我城”的想象性建构。应该意识到，即使承认已有的城市文学经验可以部分地体现在当下城市文学书写中，但当下中国城市的“问题”和“经验”的“空前性”，决定了“文学”之于“我城”也是“空前性”的。这样的“空前性”可以像徐则臣的《伪证制造者》、《天上人间》、《西夏》、《啊！北京》、《跑步穿过中关村》，吴君的《福尔马林汤》、《扑热息痛》、《亲爱的深圳》，葛亮的《阿霞》、娜彧的《纸天堂》、巴桥的《阿瑶》等小说自觉到的城市新阶层的出现。但从新世纪中国文学现实看，这些所谓的城市新阶层还往往主要集中在城市弱势群体或者边缘人之上，对于更广阔复杂的城市新阶层，我们的作家表现得并不充分。除了城市新阶层在文学中崛起，中国城市的历史和现实的新旧杂糅，古与今、东与西、城与乡的不同地域差异性和复杂性也正被作家重视。摈弃“除了北京即为地方，除了上海即是乡下”的惯常城市经验模式，比如须一瓜、杨映川、锦璐、王手等的中国小城市经验同样应该是中国城市想象的一部分。文学的“我城”想象和书写所着力的还不应该仅仅在城市的地理空间和阶层界别上开疆拓土。文学之“我城”最后被兑现应该是灌注了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和经验的“文学”城市地标的涌现。这些文学中的城市地标，应该烙上作家个人印记的体验、经验、修辞、结构、语体，如狄更斯之于伦敦、波德莱尔之于巴黎、卡夫卡之于布拉格、乔伊斯之于都柏林、帕慕克之于伊斯坦布尔等等。我们有理由期待，置身世界格局中“异形”之“我城”的中国作家为世界文学提供一座座文学“异形”之“我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