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城市自身的变迁和发展。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城市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元素，与新文学的发生、发展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就北京而言，无论北京文学呈现出怎样丰富的特征，它都无法离开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及其鲜明的城市文化风格。在我看来，城市文学及其研究有两个重要的立足点：一是城市文学与城市历史文化的关系；二是城市文学与城市的文化品位及其特征的关系。下面我谈谈对这两个立足点的认识： 一、城市文学与城市历史文化的关系。无论城市文学呈现出怎样新的发展态势，它之所以还能构成一个城市的标识，就在于其自身体现出的独特的历史文化。因为最能体现城市文学的内涵的就是它的历史文化底蕴。以20世纪北京文学为例，北京文学与北京城市的关系史经历了五个重要的关节点，这五个关节点不仅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的推动力，而且清晰地表现出了这一文学进程中“北京”所具有的主要内涵与多元面貌。 关节点之一，19世纪末。19世纪末，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思想文化加速进入中国，北京这座古都开始向现代迈进，北京文化界也开始呈现出一些新面貌。1901年，《京话报》开始出版发行，这是北京最早的白话报刊，也是近代北京第一份销量逾万的报纸，对后来的白话文运动不可谓没有影响。而这一时期的北京文坛，最受人瞩目的当属林纾和严复的翻译作品。林纾翻译西洋小说，因其文笔优美、传神，故事新鲜、有趣，迅速成为畅销书，不仅提高了小说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还起到了传播新思想的客观效果。严复翻译的多为西方思想学术论著，更加直接地介绍了西方社会与学术界的新思想、新思潮，深入影响了一大批新文化人，为新文化的登场积蓄了力量。 关节点之二，1917年。1917年五四文学革命在北京发生，宣告了一个新的文学纪元的开始，其意义极为重大而深远。1917年的北京文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其二是陈独秀携《新青年》北上发展，两件事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格局与发展趋势。蔡元培主政北大后，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新旧文化在校园里共同自由发展，同时积极倡导美育，以养成青年人的健全人格。同年初，陈独秀被聘为北大文科学长，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亦随其北上发展，文学革命的大幕渐渐拉开。文学革命时期可谓这座城市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作用最大的一段时期。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因为这段短暂而辉煌的时期，而染上了浓厚的现代色彩。 关节点之三，1928年。1928年中华民国政府定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北京失去了中国政治中心的地位，而文学开始进入平稳发展的时期。北京从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安静了下来，但是安静不代表静止不前，1930年代的北京文坛同样进行着新的追求与创造。这一时期的北京(北平)文坛被“京派”占据。北京作为京派成员赖以生存的地方，它与京派的出现有着何种关联？北京城给他们提供了哪些形成流派的机遇和资源？对这些问题我们都需要有透彻的研究。 关节点之四，1949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北京再次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这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新中国成立，新政府高度重视文化事业，北京自然再次成为国家的文化中心，而且这种“中心性”在其百年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政府成立了各级各类专门管理文化事业的部门机构，例如文化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以及类似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文代会”，通过这些向下深入到区县的文艺职能部门，政府非常有效地管理着全国的文艺工作，使之直接为建设新的国家制度服务。如果非要找出这一时期北京带给文学的东西，那也许正如当年著名的在京作家浩然的两部小说所言——“金光大道”上的“艳阳天”。 关节点之五，1976年。1976年文化革命在北京被终止，改革开放随后实施，中国社会再次经历重大变化，文学走上多元发展的道路。困扰中国十年的“文革”在北京被终止，仿佛是噩梦乍醒，中国社会从政治亢奋状态中脱身出来，在短暂的反思之后迅速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北京文坛最引人瞩目的现象就是京味文学的重新崛起，产生了一大批作家比如汪曾祺、刘心武、陈建功、邓友梅、刘绍棠、韩少华，以及后来的王朔、刘恒等等，这些京味作家成就各异，水平不一，成长背景不同，但是都孜孜不倦地描画出了他们眼中、心里的北京，在整体上形成了一股重要的文学创作潮流。 二、城市文学与城市的文化品位及其特征的关系。城市在文学史上以什么样的城市品位影响着文学的发展？城市又对文学发展提供了怎样的发展契机？这里同样以北京文学为例： 首先，北京城丰富的文化品位造就了北京文学雅俗互补的发展态势。北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主要影响之一，便是打破了雅俗之间的隔阂，跨越了雅俗的分野。百年以来，北京始终是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心，这里大学林立，人才辈出，知识水准堪称全国翘楚，形成了一种精英色彩浓重的“学院文化”。这便构成了北京对中国现代文学之“雅”的巨大影响，如果没有这些强盛不息的学院文化，只有乡土文化、海派商业文化和政治文化等，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面貌将会失去很多光彩。另一方面，北京是一座大城市，大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市井文化，市井文化就是俗文化，是一座城市之“俗”的全面体现，这是极为普遍的城市现象。北京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能将自身极具个性的市井(俗)文化与学院(雅)文化融合起来，二者井水不犯河水，又能有所交流与推进，这似乎已成为北京这座城市的标签。这种局面对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雅俗互补产生了巨大作用，是北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深入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