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20世纪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以城市化为核心的现代化无疑是最重要的主旋律之一。然而城市建设的狂飙突进，并没有带来人们精神生活的提高，其标志之一便是作为城市文化重要载体的城市文学并没有获得长足的发展。整个文学叙事的格局中，城市文学只占据很小的分量，在价值评判中更是如此。文学从城市生活中淡出，将使城市的生态和心态处于从未有过的人文危机中。城市文学到底遭遇到哪些创作瓶颈？到底是城市文学缺乏应有的艺术水准和美学高度，还是评判标准出了偏差？城市文学又该如何拓展自己的表现空间与审美格局，创造出独特的话语方式和体系？为了探索上述问题的理论路径，2月19日，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探索与争鸣》杂志社和华东师大文学研究所联合承办的“新世纪城市文学创作的问题与出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围绕城市经验的多元表达、城市文学概念的理论溯源、新世纪城市文学创作的实绩与缺憾、城市小说的类型化倾向辨析、城市文学新的美学形态的开掘、城市身份认同与城市文学主体重构等话题展开研讨。现选发部分专家的文章，以期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进一步讨论。 ——主持人 叶祝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城市研究学者刘易斯·孟福德(Lewis Mumford)提出应该思考什么是城市的问题。无独有偶，英国杰出的文学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中，将City(城市)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关键词引入文学研究领域。这些西方人文学者的研究尝试，体现了他们对于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对人文社会科学影响的职业敏感。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状况，“城市”作为文化因素进入到中国人文研究领域，其时间大概要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当然不是说，中国的现代学者对城市问题缺乏一种敏感。事实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也就是美国的城市研究中芝加哥学派崛起之时，中国留美学生吴景超也受到影响，并在自己的研究中呼吁发展农业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推进城市化进程，现代化的出路是与城市化紧密相连的。但1949年后，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结束而重新启动。一直到1980年代后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建设问题才凸显出来。由于城市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影响当代中国社会的程度也越来越高，由此，城市问题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之中。 立足于文学研究的视角，我们看到上世纪末中国作家对于城市的理解呈现出前后矛盾的心态。以贾平凹为例，最初的创作中，城市无疑是一个正面的价值符号，像《商州初录》和《商州又录》中，那些向往城市生活的农村青年，在作者笔下无疑代表着乡村社会中的现代意识。但到了1990年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乡土社会面临危机，贾平凹对城市的理解出现了逆转，在长篇小说《废都》中，作者对以西京为代表的城市生活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作家庄之蝶原本在乡土社会中勤奋向上，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但进城之后，整日混迹官场会海，浑浑噩噩，除了与几个小女子的性爱生活还有一丝乐趣可言，其他生活真说不上有什么可乐的。直至最后中风偏瘫，在城市中不死不活，进退失据。在城市问题上的表现，贾平凹的写作是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他以自身的乡村和城市生活体验为基础，对1980年代中国城市化初始阶段的历史变迁，以及1990年代初城市化生活的无序状态，以文学的方式，作了前后矛盾却又是极其生动的描写。另外两位作家，张辛欣和张承志对1980年代城市生活采取了全然不同的态度。张辛欣的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表现的是北京城里适者生存的城市竞争生活。在张辛欣笔下，竞争的残酷性被赋予了一种合理性，似乎城市生活就是如此。而张承志却是以一种诅咒的笔法，毫不留情地背弃城市，讴歌自然。在他的抒情作品《北方的河》中，北京的城市生活是与北方的自然生活截然处于对立状态。一方面是城市生活的恶俗和利欲熏心，另一方面是乡村自然景色的壮观与超拔。张承志可能是1980年代作家中第一个将城市生活理解为恶的。相比之下，文学批评中，整个1980年代对于城市的关切都呈现出肯定的价值取向。像吴亮的《城市人：他的生态与心态》、《城市与我们》以及赵园的《“城市文学”纵横谈》等文章，都强调城乡对照中，城市代表现代文明。 1990年代，对于城市生活的文学表达，有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倾向。以上海都市生活的表现为例，一种是王安忆《长恨歌》中所表达的城市怀旧以及史诗性的追求。都市生活不仅温婉感人，而且令人难以释怀。这种温情的城市生活史，让我们看到城市并不意味着堕落和混乱，相反，城市有城市的规则。另一种城市书写形式，是年轻作家卫慧提供的，诸如《上海宝贝》等作品，呈现出对城市物质生活的欢呼与迷恋。这些作品尽管争议较多，但巨大的发行量无疑是一种象征，它让很多的作家再一次面对城市生活这一课题，但这一次再像《废都》那样以消极的方式书写已经不够了，而是需要有更宽阔的胸怀来包容。像被列入“新市民小说”中的池莉的《烦恼人生》、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等作品，对人生俗世的贴近，悄悄解构着城市宏大叙事的文学传统，与此对接的不是茅盾《子夜》式的都市史诗，而是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灰色都市景观。文学批评方面，城市化的概念明确在文学批评中提出，由此引发对城市化背景下文学审美方式的改变的理论话题。 进入新世纪之后，城市化进程在中国社会以更大的规模全面铺开，人们已经不再局限于城市还是乡村这样的二元世界中讨论问题，而是关注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以及这种城市化进程会以何种方式来实现的问题。文学创作在这一过程中，较之以往简单讴歌和否定，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表现为作家对城市生活的思考更加深入，希望从历史源头上寻找中国的城市经验。城市经验在中国作家的创作中呈现为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主要是突破了原先的北京、上海双城记的历史理解图式，具有更广的历史含义。如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呈现的是1949年前武汉的城市生活经验。张欣的《深喉》将当今广州的市井生活置于小说之中。还有哈尔滨、南京城市生活，在阿城、叶兆言同时期的创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复杂性还表现在对乡土生活的重新认识上。像韩少功的《山南水北》、李锐的《太平风物》等作品，一改以往对乡村生活五四式的批判姿态，采取了诗性切入的散文方式，强调天人合一的审美生活，寻求天地之间永恒和谐的人文理想。这种舒缓温和的文字，有一种高远的文学境界，与当代激变的城市生活文学书写，形成鲜明的对照。复杂性也体现在对当代城市生活的描写对象的重新定位，形成了一批新的城市形象和新的文学审美景观。如果要问新世纪10年以来，中国文学中增长最快的文学景观有哪些？我以为一定是那些和城市文学景观相关的成分。如新世纪莫言的长篇小说创作，尽管保留着原初的乡土特色，但城市因素无意中快速地加入到他的文字笔墨中。像《第四十一炮》，写乡村城镇化之后，那种疯狂的对金钱利益的追求，驱使屠宰行业给动物注水增加重量以谋求收益。这种疯狂敛财的举动，在莫言作品中似乎有一种奇特的美感。他不是在道德层面表现对金钱的欲望，而是在审美层面探索这种金钱贪欲的文学表达。如果说金钱与文学表达之间的关联，是城市文学的一项专利，那么像莫言这样擅长乡村生活书写的作家，也加入到对文学与金钱关系书写的尝试行列中来，这种变化表明城市对于新世纪文学的影响已经越来越深。最近几年，像《广州文学》、《山花》等文学期刊，都开辟了城市文学专栏，有关城市与文学关系的学术研讨活动也渐渐兴旺起来。这说明城市作为一个研究论题，大概慢慢会有成熟的理论观点从中提炼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