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孟繁华 张清华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1)04-0005-05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在同时，这一转型也导致了相当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出现了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结构的“断裂”和这种断裂了的社会结构在新世纪以来的进一步“固化”①。面对这样的现实，思想理论界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和论争，也因此产生了相当激烈的思想冲突。如何把握新的现实并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成了这些冲突中的焦点问题。而在文学界，众多的文学知识分子也在以自己特殊的方式不仅试图把握现实，而且还很竭力地介入现实，在这种可贵的努力中，焕发出了十分强烈的左翼精神，因此也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可以称之为“新左翼文学”的文学思潮。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现象，便是所谓“底层写作”的兴起。在总体上对现实疏远多年后，中国文学开始重新逼近我们的现实，相当自觉地关注和书写底层民众的精神与生存，很多作家都加入了这样的潮流。除了陈应松、曹征路、刘庆邦、鬼子、胡学文、罗伟章和王祥夫等以“底层写作”著名的作家外，韩少功、张炜、李锐、贾平凹和迟子建等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已经取得重要成就的著名作家，也都以不同的方式从事着“底层写作”。他们的加入，不仅壮大了“底层写作”的队伍，丰富了“底层写作”的基本内涵，还在某种意义上加强了“底层写作”的实力。而在另一方面，除了小说，在诗歌和散文领域中，同样涌动着这样的潮流。杨键、雷平阳、田禾、江一郎、辰水、陈先发、柳宗宣、卢卫平、王夫刚、谢湘南、郑小琼和夏榆等人，都是其中代表性的诗人与散文作家。 相应于生动有力的文学现实，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界也对“底层写作”高度关注。很多学者和文学批评家都撰写了大量的关于“底层写作”的文字。在这些文字中，也有论者曾以“新左翼文学”这样的话语来概括和讨论其中的部分作品。不过，讨论的对象往往只是锁定于曹征路的《那儿》等小说。但我认为，如果我们放大自己的文学视野，将我们的目光扩展和深入到对文学现实的广泛关注，并将我们的关注联系于更加广阔的社会现实和思想背景，那么，当代中国的“新左翼文学”就不仅体现于曹征路这里，还很突出地体现在更多的包括“底层写作”在内的其他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并已经形成了一股相当强劲的文学思潮。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甚至可以说，“新左翼文学”已经构成了新世纪中国的文学主潮。 之所以说“新左翼文学”形成了一股文学思潮，自然有着充分的理由。文学史家所说的文学思潮，往往是指“在历史发展的某一特定时期具有广泛影响、形成倾向和潮流的创作意识和批评意识。它有一定的社会思潮、哲学思潮作基础，有一定的文学理论批评思想作指导，有一批创作方法、艺术风格相近的文学作品来具体体现。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②毫无疑问，这样的限定相当严格。但即使按照这样的限定，“新左翼文学”之作为思潮，也足可成立。一方面，“底层写作”在新世纪以来的广泛影响毋庸置疑。具体到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的层面上，它们的相近性则更是毫无疑问，实际上在一段时期对于“底层写作”的批评性意见很多都集中在它们之间的相近性方面(比如情节的雷同和对“苦难”的大量书写等)；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王晓明、蔡翔、孟繁华、韩毓海、旷新年、邵燕君、李云雷等批评家和作家曹征路、刘继明等人的具有“新左翼精神”的文学批评，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三个方面，这些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实际上也相当紧密地联系于近些年来思想文化界的“新左派”思潮。“新左派”对中国的种种论述，还曾是有关作家比如曹征路和刘继明所明确承认的思想资源。实际上，韩少功、王晓明、蔡翔、韩毓海、旷新年和李云雷等人，还往往被认为是“新左派”的重要成员。在上面的意义上，“新左翼文学”之作为思潮，实际上相当典型。在新世纪中国的文学背景中，还没有哪一个文学现象或文学潮流具有如此典型的思潮性特征和如此宏大的文学阵营，更没有哪一个现象或潮流具有如此广泛和深入的社会影响。所以我说，“新左翼文学”不仅是一种相当强劲的文学思潮，它还是新世纪中国的文学主潮。通过对此思潮的精神特征即“新左翼精神”的寻绎与发掘，正可揭示出当代中国很大一部分文学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揭示出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精神的重要侧面。 我一直以为，新世纪以来“新左翼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精神最为重要的精神侧面，便是对于社会现实的见证与批判。“新左翼文学”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现象，是很多作家都将对社会现实和底层民众的精神与生存的“见证”与“记录”作为自己的追求。在我们这个特殊的时代，“见证”的罕有、困难与珍贵使他们不无谦卑地将这样的追求看成一种并不那么容易实现的文学境界，也很清醒地将此视为自己的使命。曹征路在谈到他的《那儿》时就说过，他其实“对自己有一个定位，就是真实地记录下我能感受到的时代变迁。我是个拙人，能做到这一点就不错了。”③贾平凹在谈到他的长篇小说《高兴》时也这样说过：“这个年代的写作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那么，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如何在城市里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他们如何的命运感，能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觉得我就满足了”④。出身矿工而主要以北方矿区和贫苦乡村的底层生活作为自己题材内容的散文作家夏榆，在他的《杨家营纪事》中有着这样的“引言”：“在那个黄河岸边历史悠久的村庄，我看到与城市不同的图景。看到与拥有资本与自由的中产阶级不同的另一个阶层，那是中国社会更为广大更为辽阔的另一个阶层。我看到生存在那里的现实境况。也许还有内心和精神的境况。……记录它们的意义可能只是在为一个资本主义的时代提供一个荒凉的心灵标本，为一个全球化的自由时代提供一份不自由的证据”。在夏榆这里，对于底层民间的“见证”和“记录”承担着击穿全球化或资本主义时代繁荣假象的“证据”功能。仍在东莞打工的诗人郑小琼也曾这样来理解自己的诗歌写作。她说：“我在五金厂打工五年时光，每个月我都会碰到机器轧掉半截手指或者指甲盖的事情。我的内心充满了疼痛。当我从报纸上看到在珠三角每年有超过4万根的断指之痛时，我一直在计算着，这些断指如果摆成一条直线，它们将会有多长，而这条线还在不断地、快速地加长之中。此刻，我想得更多的是这些瘦弱的文字有什么用？它们不能接起任何一根手指。但是，我仍不断地告诉自己，我必须写下来，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这些感受不仅仅是我的，也是我的工友们的。我们既然对现实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们已经见证了什么，我想，我必须把它们记录下来”⑤。正是在对严酷现实触目惊心的“见证”与“记录”中，“新左翼文学”相当有力地书写了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并对这样的现实做出了自己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