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思想的关系以及文学的“思想状况”，是新世纪以来学界颇有争议的问题。2006年《南都周刊》的报道《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缺乏思想？》引发讨论，凸显了这一问题所包含的基本内容和分歧。“思想界”认为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缺乏思想：“中国作家已经日益丧失思考的能力和表达的勇气，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敏感和对人性的关怀，文学已经逐渐沦落为与大多数人生存状态无关的‘小圈子游戏’。”在这些批评者看来：当代文学作品与中国人的现实生存脱节，中国作家已经失去了触摸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的能力和勇气，在当下的文学作品中，看不到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真实生存图景；文学对当下公共领域的事务缺少关怀，很少有作家能够直面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普遍的现象是文学为市场服务，走取悦、献媚市场的路子，与依附政治一样，依附市场的文学也无尊严可言；在当下的文学作品中看不到对当下中国人生存境遇的思考，看不到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更看不到对终极价值的思考，等等①。随后，“文学界”回应“思想界”的指责：“大部分文学界人士都认为，思想界关于中国文学的评价是片面的：他们通过十分有限的文学阅读就轻率地做出了判断。”②相对而言，“文学界”的反批评，不像“思想界”那样观点集中明晰，这恰恰反映了文学处理思想这一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许多争论一样，关于文学的“思想状况”问题无法达成共识，但批评者和反批评者的论述，无疑都突出了思想之于文学的重要性。问题相对集中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与市场的关系、文学与思想的关系这三个方面，而核心问题则是作家的思想能力和文学的思想品质。因此，在重建文学与世界的关系之中，如何认识新世纪以来文学的“思想状况”有待深入讨论。 在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时，我们参照的往往是鲁迅那一代作家。从晚清到“五四”，正是中国空前的大变局阶段，鲁迅和同时代的一些作家，以其杰出的思想实践参与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从而也获得了“思想家”的身份。这是我们都很熟知的一段历史。当年的“文学革命”是和“思想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通常是不可能离开“新文化运动”来谈“新文学”的。郁达夫在谈到现代散文的兴起时说，“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械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③。这段话用来论述新文学的“滋长”也无不可，思想、个人、文字构成了新文学发生的三要素，而思想又具有“中心”位置。作为现代知识分子，鲁迅那一代作家以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出现在公共领域；就其思想而言，又是内在于“文学”的，如果不是从“文学家”的身份出发去讨论他们作为“思想家”的意义，也就在文学研究领域之外了。 依据这样的历史叙述和价值判断，当我们讨论当下文学的“思想状况”时，自然会把80年代文学视为一个文学产生思想力量的正面例子。确实，我们多少具备了把80年代和“五四”相比较的一些条件。这不仅因为，“回到五四”、重新认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伟大意义，是80年代思想界、文学界的共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现实与历史的关联中，80年代文学在个人、思想与文字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都堪称是历史性的，因此才有历史进入了“新时期”的表述。但是，如果细加考察，我们又会对多年来形成的关于80年代文学的统一论述存有诸多疑问。 将文艺界的拨乱反正与思想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论述，是新时期初期考察文学思潮、创作的一个基本思路。周扬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的报告，在回顾从“五四”到“四五”的这段历史时，有一个基本的视角，就是在思想解放的历程中讨论文学的发展史：“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是生产力的伟大变革，也是从经济基础到意识形态的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就要求人们的思想有一个大的解放。从‘五四’到‘四五’，革命文艺历来是中国人民思想解放运动中重要的一翼。我国革命文艺的奠基者鲁迅，就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先驱和闯将。我们的革命文艺家，在历次思想解放运动中，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文艺整风就是和全党伟大的整风运动相适应，相配合的。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革命诗歌，吹响了向‘四人帮’发起冲锋的号角，为人民的思想解放打开了闸门。我们的文艺应当深刻反映我国人民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历程，促进和鼓舞这个运动持续深入地开展。”具体到“文革”结束后的三年创作，周扬也是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宏大叙事中做出评价的：“粉碎‘四人帮’三年来，特别是最近一两年来，文艺界拨乱反正，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及其他种种谬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文艺方针重新得到正确的解释和认真的执行，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开始复苏和前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大大推动了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这个时期的许多作品，首先是短篇小说和话剧，发扬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现实主义传统，描绘了人民群众同‘四人帮’之间的尖锐斗争以及在那些灾难年月发生的种种复杂的社会矛盾，描绘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新长征路上的涌现的先进人物，揭露了阻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种种阻力和弊端。题材尽管不同，都比较及时地尖锐地提出了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强烈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理想、情绪和要求。这些作品是当前我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潮流的产物，又反过来影响和推动着这个潮流的发展。”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