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一个民族而言，传统的意义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在传统中积聚着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的认同与选择，体现着民族的思想、智慧与精神，而且还标志着一个民族的尊严。我国是一个历史文化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所谓“欲灭其国，先毁其史”，人们总是把历史与民族记忆、民族认同联系在一起。这与“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所表达的是同一种道理。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文学的发展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关于传统的记忆与表达，形成我们的文化传统。今天，我们自觉接受了文化多元理论，但在文化生活中却出现越来越多甚至愈演愈烈的历史游戏主义与新历史虚无主义，或者歪曲历史的真实，故作惊人之语，或者忘乎所以，一味追求利用历史文化进行自我宣泄，浮躁文风与急功近利充斥文坛。重读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五卷本）①，我们会备加珍重其追求真理、关注民生、大气磅礴这些不同寻常的思想文化品格。尤其是姚雪垠花费四十余年的心血精雕细刻，凭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熟稔，及其在《李自成》中淋漓尽致的表现与运用，使作品不愧为表现历史文化生活的史诗。亦如作者所言，其坚持“走一条比较艰难的道路”即“历史现实主义”，“艺术上强调中国的民族传统”，“通过小说艺术写出历史事变的基本真相，它的运动规律，它所包含的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以及它向后人提供的历史知识和值得重视的经验教训”②。在历史文化生活表现的深刻与生动真实的意义上，作者所达到的高度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而且对同时代历史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诚如有学者所称，对于“五四”以来的长篇历史小说创作而言，姚雪垠的《李自成》是“一大创举”，“它不仅在本题材领域具有开创性的功绩，而且为当代历史小说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③。 传统文化是被历史文化认同而形成的。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仅仅把历史文献视作传统文化，有意或无意地排除了文化发展中风俗生活作为传统的存在意义。应该说，文化作为传统的形式，既有文献的一面，而且有生活的一面，而千百万民众所传承和使用的风俗生活包括民间信仰、口头文学创作等内容，作为民族传统的文化标志，是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方面。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是否能够很好地使用传统文化，应该是可遇而不可求。姚雪垠出身河南邓县的农家，青少年时代曾生活在土匪中，后来在开封读书，接触到新史学与新文化，尤其是他对历史文化所表现的热情，和他献身民族独立、自由、解放事业的理想与实践，都为他创作表现明末农民起义的长篇巨制《李自成》无形中形成漫长而艰辛的准备。 一 姚雪垠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主要在于其深入的民间文学研究 传统文化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和确立的。事实上，我国古典小说对传统文化的表现从来都不缺乏浓墨重彩，诸如《水浒传》中的“燕青打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作法，但这些作品的表现方式与表现内容都受到自己时代的限制。姚雪垠《李自成》的超越也就在学者们一再赞扬的历史唯物主义创作态度与创作成就④，集中体现为对待民众与历史发展的基本态度，即民众的立场。姚雪垠把历史上长期被诬为“闯贼”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作为英雄描写，而且表现出栩栩如生的悲剧英雄性格及其命运，这与他的人生追求与人生经历息息相关。 1929年秋天考入河南大学，至1931年暑假，姚雪垠被河南大学以“思想错误，言行荒谬”为名开除；其间，他不仅受到学业上的基本训练，更重要的是他受到思想与精神的洗礼，如他参加反帝大同盟，积极从事反抗黑暗统治的串联、张贴传单等文化宣传活动⑤。姚雪垠自己也承认，“在河大预科的两年，决定了我这一生的道路”；其最重要的是“知”与“行”，所谓“知”，就是包括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和“古史辨学派”在内的史学训练，所谓“行”，就是“中共开封地下党”领导的“地下政治活动”，被他称为“决定了我一生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他说，“一九三零年前后是我国史学界思想十分活跃的时期，而当时的史学界情况对我这个小青年的成长发生过强烈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我以后的文学创作道路”⑥。此时的河南大学聚集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学者，如民俗学家江绍原、社会学家胡石青、历史学家徐旭升、青年戏剧改革家樊粹庭等人，他们与姚雪垠的交往形成姚雪垠对传统文化中民间文学的浓郁学术兴趣。新史学强调关注下层民众的生存方式，包括民俗学、社会学重视民间风俗在社会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影响到姚雪垠文化立场的形成。如江绍原这一时期在河南大学开设了民俗学研究和平民文学的研究等课程，并延揽神话学家高亨、俗文学研究学者姜亮夫等人在文学院开设关于歌谣研究、神话研究、敦煌的俗文学研究；胡石青等学者推动河南乡村教育运动，鼓动青年学生走进乡村走进民众，以开封教育实验区的名义做出《开封相国寺民众娱乐调查丛刊》等出版物；姚雪垠尽管是在法学预科读书，但是他对文学产生了特殊的热情，他发表了短篇小说《两个孤坟》⑦ 等文学作品，同时，他与樊粹庭他们一起走进开封的大街小巷与周围的乡村，调查这里的民间戏曲、民间风俗和历史文化，为他日后的民间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做出积极准备。这一时期，他接触到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新史学思想的影响，对他后来关注下层民众苦难命运的文化立场应该说具有直接的影响。如，他读到《古史辨》和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说，“前一书对我这一生都有帮助”，而对后者，他特意在书的扉页上写着“这是我心爱的一本书”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