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预定“失败”的“卫生革命” 《人生》的上部里描述过一次“卫生革命”事件：高加林和刘巧珍因为觉得高家村的公共水井太脏，于是从县城里买了一些漂白粉放在里面，以达到清洁的目的，但是这一“讲卫生”的科学行为却没有得到高家村村民的认同，反而认为高加林破坏了水源，影响了大家的生活，最后在大队书记高明楼的解释之下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从表面上看，“卫生革命”不过是高加林与刘巧珍爱情之间的一个插曲，“卫生革命”发生之时，正是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处于半地下状态并遭到双方家长反对之时，高加林通过与刘巧珍一起公开骑车去县城的行为，完成了一场小小的爱情“示威”，“对高加林来说，他做出这个决定，是对他所憎恨的农村旧道德观念和庸俗舆论的挑战，也是对傲气十足的‘二能人’的报复和打击。”① 但从更深层的角度看，“卫生革命”同时也是高加林为了显示其个人主体地位和话语力量，向其生活的环境发起的一次小小挑战。这一挑战的结果并不容乐观，村民们发现水井被放了漂白粉以后拒绝饮水，并指责高加林等人的行为，作为最主要的“肇事者”高加林选择了回避，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在事件的现场，他的观念通过两类人在现场得到了表达：一类是和他一起放漂白粉的几个青年人，但被几位长辈骂了个狗血喷头，另一个是高中毕业生刘巧玲，她用所学的化学知识来解释高加林的科学行为，但是却遭到了一致的嘲笑和奚落。 “卫生革命”就高加林个人而言毫无疑问是失败的，这种失败的原因大概会有很多，但是高加林不肯面对“群众”是否是其中的一个呢？（小说解释高加林的缺席原因是被父母强行“控制”在家里了，但这并不符合逻辑，因为高加林的父母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生理上都不是高加林的“对手”。）有意思的是，作为“反面人物”之一的高明楼在“卫生革命”中的行为却比高加林要正面得多，小说对高明楼在“卫生革命”中的形象是这么描写的：“两只手叉着粗壮的腰，目光炯炯有神，向井边走出，众人纷纷把路给他让开……气势雄伟的高明楼使得众人一下子便服帖了。大家于是开始急着舀水。”他以实践证明了漂白粉的“科学作用”，与这一行为相比，刘巧玲的知识（同时也是高加林的知识）显得过于观念而失去了其有效性。如果我们分析高加林的性格，倔强，不服软，那高加林在这一公共事件中的缺席又显得不合情理，如果他当时及时出现在现场，像一个“五四青年”一样一边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说，一边像高明楼一样“以身试水”，那么是否他就会获得村民的信任，并成功地完成“卫生革命”的使命呢？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从小说前面的叙述来看，高加林在村民中还是有一定威望的，以至于连高明楼都不得不对他尊敬几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卫生革命”事件中，高加林的缺席和失败是预定的，也可以说是高加林自愿选择了失败，他不愿意去面对他身处的环境以及这个环境中的“群众”。在高加林的眼中，高家村和高家村村民代表的仅仅是愚昧和无知，而且这一愚昧和无知是先验性的，是不可改变的。我认为高加林这种自己选择的“失败”暗示了一种不安的转变，在中国当代小说中，人（尤其是青年人）与自己身边的环境做斗争是一个基本的母题，通过这种叙述，主人公一方面通过发动各种力量参与环境的改变，同时在对外部的改变中也改变作为个体的自我，最终，作为个人的主人公和作为背景的外部环境融为一体，获得一种统一协调的新型主体②。在赵树理的名作《小二黑结婚》中，农村青年小二黑就用这种方式成功地改造了“二诸葛”等老一辈人的观念，通过自我的努力和组织的支持改造了身边的环境并获得个体的幸福。但是在《人生》中，同为农村青年的高加林已经失去了小二黑的这种乐观积极的精神，他对身边的环境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而当年给以巨大精神和制度支持的组织（村委会）已经成为了“革命”的反面。这里出现了双重的“异化”，第一重“异化”是环境的异化，可以改造的环境（包括生活在该环境中的人）变成了一个无法激起主体想象和力量的纯粹的客观对象，它完全外在于主体，因此无法与它的“改造者”取得互动。第二重“异化”是制度的异化，曾经代表大多数人（群体）利益的组织制度现在开始异化为特定群体的利益工具（在《人生》中这一群体指的是高明楼、马占胜等人）。在这种情况下，高加林不会成为小二黑，或者说高加林的“失败”显示了一种深刻的精神危机，作为改天换地的主力军的一代青年不得不从外部世界退回到个人世界，他将依照个人的利益而不是整体的利益来行使自己的主动权，并放弃了对集体和社会所曾经许诺的使命。 因此，“卫生革命”的失败是必然的，只有通过这种预定的失败，高加林才能强化这样一种观念：既然这个环境，这些群众是如此的愚昧不堪，那么作为拥有“现代知识”的我，就只有通过离开、抛弃、背离这个环境才可能获得幸福；既然这个组织制度（村委会）已经完全成为个人牟取私利的工具（关键是无论从能力、经验、威望等角度来看，高加林在短暂的时间内都无法代替高明楼来掌握这个组织），那么，通过“不合法”的手段获得个人的利益也就情有可原。正是这两点，构成了《人生》叙述的主要动力。 二、“身体”与“身份”的抵牾 从小说的一开始，高加林就被塑造为一个与其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的主体。这种塑造涉及一系列的身体叙事学和精神胜利法。高加林首先是一个讲卫生的人，在“卫生革命”发生之前，小说已经不厌其烦地强调了高加林的这一个人生活习惯，在刘巧珍爱上高加林的众多理由中，有一条就是：“又爱讲卫生，衣服不管新旧，常穿的干干净净，浑身的肥皂味。”“卫生与否”成为建构身体的一个重要原则，在这个原则的观照下，高加林和刘巧珍都不像是农村人，“高加林的裸体是健美的。修长的身材，没有体力劳动留下的任何印记，但又很壮实，看得出他进行过规范的体育锻炼。”而刘巧珍给人的直观印象是：“根本不像个农村姑娘。漂亮不必说，装束既不土气，也不俗气。草绿的确良裤子，洗的发白的蓝劳动布上衣。”但接下来的一个细节暴露了这种表象的虚假性，当高加林和刘巧珍第一次接吻后，他可能感觉到了某种不卫生的东西，所以他立即要求刘巧珍以后必须刷牙。高加林或许没有意识到，这种“卫生”和“清洁”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生活习惯，更是一种身份、道德的标识，“卫生是这些原则的总和，卫生的实行是为了保持个人和社会的健康和道德，破除疾病的根源，使人身心高贵。总的来说，卫生包含了全部的精神和道德的世界。”③ 所以在高家村的村民看来，刷牙“是干部和读书人的派势”，“刷牙”意味着一种更高级的身份，因此刘巧珍的刷牙被认为是试图“僭越”身份而遭到了大家的嘲笑和反对。不过高加林虽然在公共领域的“卫生革命”中失败了，但是在其私人领域，他不仅顽强地保持着其“卫生习惯”，并成功地把刘巧珍“改造”了过来，使其成为“卫生清洁”的一个身体。这种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卫生学”的修辞原则，通过“土与洋”、“洁与不洁”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的修辞模式，企图“制造”出一种“完美的身体”，把高加林和刘巧珍从众多的“不干不净”的身体中剥离出来，把“身体”的完美与身份的“低贱”以一种非常悖论的形式扭结在一起，从而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叙事冲动：把“身体”从这种“身份”中抽离出来，为“身体”寻找一个更合适的“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