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知道郑小琼，是一个朋友对她诗歌的介绍。等到看到了她的照片，原来是一个消瘦、柔弱的姑娘，就像我的妹妹一样。这个其貌不扬的面容里一点都没有美女作家的基因，也找不到风花雪月的诗意，但是她身体里却蕴含了那么多我们这个冰冷而喧嚣时代的别样的东西。我把她的诗歌介绍给我的妹妹，和她一样爱好诗歌、同样是打工妹的妹妹说：“怎么在她的诗里看不到风花雪月啊？我读了她的诗才知道她是在东莞打工的，在五金厂工作了五年，跟我的经历差不多。写了这么多诗，大概是在沉默中爆发吧！大多数人的心灵都在沉默中灭亡，她是为数不多的在沉默中爆发的人。”这是一个与郑小琼有着同样经历的打工者的评价，我想道出了一切苍白的理论所不能显露出的郑小琼的诗歌的内在价值：与钢铁般现代性的猝然遭遇后的独特的现代体验，一些不能入诗的铁块、机台、铁钉、订单制作而成的淡淡乡愁，“黄麻岭/广东一个小小的村庄/它经年的繁华和外乡人的美梦/我记住的是它躯体上的一个小小的五金厂/它盛装着我的青春、激情和/一次来不及说出口的恋爱”（《黄麻岭》）。人们说，郑小琼是一个打工诗人，但是读了郑小琼的诗之后我们发现一个“打工诗人”的符号，显然无法适合于她那丰富而多样的诗歌世界。相对于我们坚硬的时代，她的心灵过于柔弱了；相对于钢铁和机器，她的感受过于敏感了。她自身和她的诗歌向我们展现了作为世界工厂的当代中国的另一面，也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最为真实的、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一面：现代性的恐惧与无奈、反抗与希望。 一、机器：现代性的隐喻 就现代性（modernity）这个概念而言，它在当代几乎成了一个有关现代化的无所不包的神话。面对现代性的到来，欢呼者有之，颂扬者有之，感伤者有之，震惊者有之，悲哀者有之，愤怒者有之……无数的现代体验构成了文化现代性的多副面孔。在当代，有人歌颂现代性在中国，就是巍峨的高楼大厦、艺术化的广场长廊、宽敞明朗的车站和周末文化人聚会的沙龙。总之，这个现代化的时代代表就是艺术化的现代人生、现代化的人生艺术。这与20世纪的未来主义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要赞美那些电弧闪耀、通宵沸腾的兵工厂和船坞；那贪婪地吞噬着吞云吐雾的狡诈之徒的火车站；那拖着弯弯曲曲的浓烟直挂云端的工厂……桥梁、轮船、火车（等等）。”（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现代工业社会的景观给了对艺术乐观主义者单独发现美好的眼睛；然而当我们转向现代性的另一面，最为真实的一面的时候，猝然发现世界的颜色改变了。在黑暗的角落里，有乞丐在污水中伸出颤抖的手指；在忙碌的流水线上，有滴着鲜血的断指残余；郑小琼的诗歌意义就在于告诉了我们被媒体所遮蔽、被学者所遗忘的一片天地——现代性的创造者眼中的现代性。海德格尔认为，人对存在意义的体悟首先还是与物打交道，对手边之物的感知是走入此在存在的门径。那么，与工人直接打交道的物无疑是一个庞大的存在——机器。“那台饥饿的机器，在每天吃下铁，图纸/星辰，露珠，咸味的汗水，它反复的剔牙/吐出利润，钞票，酒吧……”（《机器》），“一个时代的疼痛塞上机台，切割，分块/钻孔，在图纸或者异乡展览，它们在/车床孔头上哭泣，微笑，或者歌唱”（《十七点，车床》）。可以说在工人的世界中机器就是主宰一切的主人，它反复地剔牙，吞噬着铁块、图纸、工人的躯体和心灵，吐出的却是利润、钞票、轿车和二奶。郑小琼在东莞的五金厂打了五年的工，每天操作机器压榨铁块超过十几个小时。作为一个心灵敏感的诗人，她陌生地感知了机器的威力：“在锯，在切割/在打磨，在钻孔/在铣，在车/在量，在滚动/在冷却，在热处理/在噬咬，在切割……”（《车间》）与机器的朝夕相处促发了她对机器的本质的思考。她说：“机器充满了哲学的味道，它生硬的、枯燥，没有一点感性，向左，向右，向前，向后，进退，它都遵循着某种顽固而单一的法则，绝不妥协地按着自己的逻辑切割，打磨……机器充满了野性的成分，它有着不可阻挡的力量，它可以摧毁一切坚硬与顽强，博学与睿哲。”在这里，毕业于南充卫校的郑小琼从机器的日程生活中感知了现代性的真正核心——机器的摧毁一切的力量。英国的现代性是以工业革命为开始的，正是伦敦冒着黑色浓烟的工厂烟筒标志了现代性魔鬼的出现，而不是失地农民流浪的悲歌。对于机器的力量，马克思也曾说过：“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在伦敦见识过工厂生产的马克思，对于以机器为代表的现代性的感受是分裂的，一方面他觉得机器的生产力凝聚了人类劳动的智慧，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这种生产有制造了异化劳动，极端的贫困。但是，郑小琼不同于马克思的哲思的地方，在于她对现代的机器不是“思考”，而是与机器朝夕相处中的现代体验。也正是如此，郑小琼的诗才敏感地通过一个机器、一个打工妹、一个工厂的经验达到了与时代的共鸣。这是一个飞速运转的冷酷的机器时代。打桩机把钢管插入了大地的心脏，这一意象让我想起在中国大地上无所不在的大规模的拆迁和建房。密麻的脚手架、坚硬的钢管、轰鸣的打桩机和黄土飞扬的工地，不就是当代中国的象征吗？我们丝毫不否定财富的创造和跳跃的生命在这个时代的前进意义，但也不能漠视“大地的疼痛与颤抖”，毕竟这颤抖几乎震撼了每个人的躯体和灵魂。正如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所说“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一切都变了样”。机器带来的冰冷坚硬的逻辑以及由此而来的痛苦颤抖，在郑小琼的世界被归纳成了时代的隐喻。工厂的机器，作为微观的权力，支配着人体，支配着人的心灵，甚至支配着整个世界。现代的一切，由这个机器的怪物所创作、所修改、所膜拜着，因而郑小琼说：“它抓住了我的青春，一张小小的工卡/它抓住了我的头发，一条长长的流水线/它抓住了我的影子，一幢不说话的厂房/它抓住了我的肉体，一台不说话的机器/它抓住了道旁树，它抓住了风中的招牌/它抓住了粤语的司机，货柜车，出租车/它抓住了庄稼地，秋天的落叶，砍伐的荔枝林/它抓住了小商店，小饭馆，垃圾箱/它抓住了……/它不断地抓着，它是一个贪婪的家伙/它巨大的手掌在生长着，在抓着/很多人在它的手掌中/找不到了生活的出口。”（《抓住》）“抓住”这一感觉大概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共同的感受，无一人不感到自己在被某种莫名的东西紧紧地抓在手掌中。敏锐的诗人说出了世界的真相——以机器为代表的现代性，以它无坚不摧的力量抓住了人类。在她的诗中，充分表露了她对现代机器的恐惧和无奈，“它”就是充满神秘力量的现代性的隐喻。 二、铁：现代人的隐喻 马克思曾说：“工人也如同机器一样，是现代的产物。”郑小琼的诗《铁具》则为马克思的话做了精彩的注脚。这首名叫“铁具”的诗并不是郑小琼诗歌中最优秀的篇章，但它却明确地揭露了冰冷的铁与生命的人之间的必然联系。全诗表述的是一块坚硬的铁如何被巨大的机器钢锭挤压、打磨成铁制品的过程。被看的变形的“铁”与操作者的“她”，本来不会交感的两种不同质地的事物，却意外地交织在一起。这就像英国玄学诗的约翰·邓恩那名句“因此我们两个灵魂是一体，/虽然我必须离去，然而不能忍受/破裂，只能延展，/是像黄金被锤成薄片。”不同本质的意象之间巨大的鸿沟，被作者用想象力抚摸在一起，保持了一种紧张的张力。无数的铁块，在钢锭的巨大外力下不断地被挤压、弯曲、烘烤和锻打，制作成了一个个铁具；而机器钢锭也毫不犹豫地碾过了她绿色的梦，她也被这机器统治的生活不断地车、磨、叉、铣，最后铁具制作成功的时候，她作为活生生的人也被机器改造成了“合格”的客体。铁作为一个坚硬的、冰冷的、无生命的物件变成了现代人的象征。在郑小琼的诗中，一切的铁都是诗歌的主人公，因为她自己生活在铁的世界中，每天都与各种形状的铁打交道。作为物件的铁与作为生命的人有了某种交感，只不能不说是机器时代对郑小琼的“赐予”，不管这赐予是福还是祸，她触摸了、感知了、思考了、表达了这时代的真实感受，就够了。这难道不就是人被高强度的劳动、流水线秩序化的操作、冰冷的现代管理制度下被切割和改造的过程吗？人在工业制造和流水线管理的时代像铁一样被制作成社会所需要的主体的过程。脆弱而温柔的敞开了肉体的铁，不正是无可名状的现代人的处境和无可名状的悲哀的写照吗？铁在机器的规制下变成产品，人同样的作为机器的流水线下被规训和制作成合格的现代人。现代化的工厂，实行了先进的流水线作业，现代化的管理制度，其目的无一不是把人固定在某一特定的位置，以最快的速度和效率完成这一位置必须完成的社会作业。“流水线”就是郑小琼为现代社会找到的隐喻。“我愈了解，内心就感到愈沮丧。面对整个流水线，我感觉它本身就是一台机器，它不过是由装配工与机台组合成另一台巨大的机器。我们每一个人都沦落为它的一部分，成为它的程序中某个角色，如同机台的某个螺丝钉。……我内心因流水线的奴役中感到耻辱，但是我却对这一切无能为力，剩下的是一种个人尊严的损伤，在长期的损伤中麻木下去，在麻木中我们渐渐习惯了，在习惯中我渐渐放弃曾经有过的叫喊和反抗，我渐渐成了流水线的一部分。”（《流水线》）她把这种感受在孤独中酿成了诗歌：“你们不知道，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我的双手成为了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剩下喧哗，奔波/加班，薪水……我透过寂静的白炽灯光/看见疲惫的影子投影在机台上，它慢慢地移动/转身，弓下来，沉默如一块铸铁/这些在时间中生锈的铁，在现实中颤栗的铁/——我不知道该如何保护一种无声的生活/这丧失姓名与性别的生活，这合同包养的生活……”（《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