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一个天文家离开了望远镜， 从热闹中出来闻自己的足音。 ——卞之琳：《归》① 对于认识卞之琳的人来说，世上最奇怪的事莫过于看见他——我们过去习惯称作好孩子的人——在战时出现。他身材短小瘦弱，看起来弱不禁风，一副厚厚的眼镜后面闪动着浅灰色的眼睛，他的声音微弱，表情迷茫，让你有置身九霄云外之感。他的整个外表和本质及其诗中的幻想情调，会一同造就如下印象：他一定是世上最不堪这场战争的狂暴风云一击的。可是，他就这么出现了，以战时诗人的身份出现了，而且是一个优秀的战时诗人，完全无愧于这个名号。不过，也不要认为战时诗人就一定是以笔为枪去战斗，言辞轰轰如发射子弹一般。想象一下吧，狂暴的海水侵蚀着巨大的礁石，一只白鸽就在海水中经受着冲刷。白鸽最容易受到狂暴海水的伤害，可是它依然以最为从容的姿态振动它那雪白的翅膀，不因喷溅的浪花而受挫。无论面对何种困难，一个诗人就该像这样。 不过，也别再弄错。卞之琳并非隐逸诗人，根本不是。相反，他是最早前往中国西北的人之一，并在那里加入了游击队。他书写这场战争，整个被这场战争激发起来了。 也许这么说是合理的：在过去的十二年，每个年轻的中国诗人都不得不成为一个战士，并不一定是成为政治或革命中的战士，而是为了他自己的个性而战。战前，因为政治和精神的混乱，也因为腐败和狂热的信仰，一个诗人同时还不得不成为自己的守护天使，总是提心吊胆以免跌倒。今天，所有的伤痛、商业化的风气（你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以及战时“服从的需要”都并不一定使得中国的美好大地成为诗的沃土。还必须加上一点，那就是我们的白话对于这些诗人战士来说，是一件正当的然而用起来仍不够顺手的武器。一个诗人若不能成功地创造出独特技术，那就没有希望赢得他的战斗。卞之琳就属于那少有的几个坚强面对这些困难的人。他从未因这些困难而失去自我，相反，他克服了所有困难，每次都有进步，自我更为丰富同时又保持不变。 在我编选的那本《中国现代诗选》（与哈罗德·阿克顿合作译为英文，1936年出版）中，有关卞之琳的自传文字如下所述： 卞之琳，1910年生于江苏省。1929年进入国立北京大学学习欧洲文学，1933年毕业。读本科期间，他对波德莱尔和法国象征派很有兴趣，主要是就技巧而言。……他的语言才能令他能以流利的白话表达自我。他的风格以极为直白、具有自然节奏和有效使用口语而著称。 天才是个用起来非常模糊的词。就卞之琳而言，我们可以说，正是他熟练掌握的独特技巧，天生的诗感以及独立的个性才使得他成为一个杰出的诗人。 卞之琳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已经关注到它了。下面这首诗写于北平陷落前的一年，表明了日本人占领的满洲地区那些“长城外的旷野”是如何已经不祥地打动了他的诗之想象： 长的是斜斜的淡淡的影子， …… 可是我们却一声不响， 走着，走着…… 走了多少年了， 这些影子，这些长影子？ 前进又前进，又前进又前进， 到了旷野上，开出长城去吗？ 仿佛有马号，是一大队骑兵 在前进，面对着一大轮朝阳， 朝阳是每个人的红脸，马蹄 扬起了金尘，十丈高，二十丈—— 什么也没有，我依然在街边， 也不见旧日的老人，两三个 黄衣兵站在一个大门前， （这是司令部？当年的什么府？） 他们像墓碑直立在那里……② 不过，卞之琳的诗中并无政治口号。他认为中日战争是强加在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头上的，反过来中国人民也会对其做出勇敢的回应。不过，他从未拥有其他中国作家那种可以称为“无产阶级对抗性”的情绪。不管怎么说，他不是那种在一个宏伟远景的世界中迷失自我的诗人。他坚守着自己看待世界的独特方式。下面这首《断章》就很能说明问题，它暗示了诗人的隐秘观点：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③ 我最后一次看到他，已是五年前了。他去了游击区，走了很远很广的路，如同一个灰色的小点匆忙穿行于崇山峻岭，在危险的浪潮中航行，如同风暴中一片飘飞的叶子！他一定是随着团队行走。不过他不像任何其他的人和事。他一直都是那个叫做卞之琳的诗人，不同于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一切。他加入那个艰难旅程并非出于想要战斗或是前往“青年圣地”朝圣的汹涌激情。他虚弱得连枝枪都扛不动。他的“组织能力”几乎为零。站起来做演讲，从未有过的事！他很清楚，战争中他只有用他的诗才能做出最好的贡献。因此，他寻找着诗，坚守着自己的诗意视角，就在他置身的这个地方，最为凶险的战斗在打响，社会重建工作也依靠着发挥到极限的人类智慧在展开。他寻找诗，他也在这里找到了诗，正如他无论去何处都始终以自己的方式所寻找到的。 就像一个灵巧的画家，可以在任何画布上作画但总能施以自己最具特性的美妙笔触，他的写作也是如此。他所写的每首诗都是有关战争的，每一首都充满了亲切的同情，雅致的幽默，温和的笑声，这些就构成了这场战争中中国人这一方最为微妙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状态，这些也只有卞之琳这样的诗人能够看清并充分地加以表现。他是以自己天生的诗人魅力和敏锐感受来写作，非常好地运用了中国口语的自然节奏。没有哪一首诗带有激情澎湃的色彩，甚至都没有任何对于爱国情感的抽象表达。他的这本小册子让人联想到契诃夫那本具有启示意义的《札记》，这位俄国大师在这本书里写道：“我相信单个的人，我在散居各处的个体——无论他们属于知识阶层或是农民——身上看到了拯救，他们是强大的尽管为数很少。”卞之琳写的也都是个人，中国那些以自己的方式参与抗战的男男女女。他从游击区出来时完成了一个集子，二十首诗，长短不一，标题包括《给一位刺车的女子》（为了阻止一个年轻人临敌逃跑），《给随便哪一位神枪手》，《给一位夺马的勇士》，《给实行空舍清野的农民》，《给卖笑的献金者》等等。这个战时的诗集1940年在昆明出版，是一个小册，名为《慰劳信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