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作家萧红诞辰100周年，如果她能活到今天，恰好是一位百岁老人。作为作家萧红的一生不停歇地抗争命运，并节节败退。作为作家，这一结局几乎应和重演了她作品的宿命主题。 1935年的上海，在鲁迅的奔波推动下，萧红的《生死场》在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叶紫的《丰收》之后作为“奴隶丛书”的第三本出版，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套经过名家策划的丛书，同时也是一套“非法出版物”。出版者容光书店，是一个被杜撰的出版机构（参见林贤治《漂泊者萧红》）。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左翼文学的倾向，没有日本人踏入中国东北疆土的背景与萧红、萧军的流亡身份，鲁迅大概不会有兴趣特殊关照他们，更不要说为他们的书作序，并共同谋划“奴隶丛书”的结集出版。时隔6年，到了1941年，鲁迅已离世，《呼兰河传》在香港出版，这个时候的萧红已经久病。很快，日本人占领香港岛，萧红在日军入侵当夜病逝于香港玛丽医院。 《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一首一尾，作为萧红的成名作和落幕作，是萧红短暂生命中最重要的两部作品，它们都以位于东北亚冷寒凛冽之地的呼兰为母题背景，这两部作品，可以称为两部生死场。出版周期相隔六年的两部作品，作为作家个性风格和作家生存年代的关联研究也是很好的案例。 一、第一个生死场 《生死场》动笔在1933年的哈尔滨，完成在1934年的青岛。写作期间，萧红不断受到寒冷饥饿病痛动荡迁徙的侵扰。从不同选本的萧红传记中可以看到，《生死场》的风格形成受到当时聚拢在萧红身边的萧军，舒群等青年作家的影响。几乎在萧红写作的同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也在动笔，其时正逢日本人占领了中国东北，民意沸腾。这一重大事变激荡着文学青年的内心情绪，也自然地渗透到《生死场》的写作中。假设没有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出现，萧红写出来的一定是另一部《生死场》。 《生死场》取材于中国东北空旷辽阔的大地，全书只有8万字。作为长篇小说篇幅相当短小，但作家寄予其中的“野心”并不小，全书视野开阔，人物众多，有动作有对话的人物有29个，叙事跨度超过10年，布局从乡村扩展到城市。全书散点似的结构，明显透露出这位文学青年的“企图”：她要展示的是一幅辽阔的、多角度的全景画卷，她要书写那块土地上不同人物的不同命运，包括牲畜们的不同的生不同的死，书写他们无时不在的抗争。 读过《生死场》，有两个突出感受： 一、这位年轻作家有敏锐的捕捉生活细微处的能力。 她的着眼点总是那块土地上的最弱小者，包括女人、孩子、病残者和动物：罗圈腿、王婆、金枝、菱花奶奶、老马、羊、鸡鸭……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在生死之间茫然地挣扎，生动活亮的生命们最终只能屈从于活着这一暗淡的本能。 《生死场》前半部，叙述节奏幽静、闲适。其节奏与那块土地本身的基调相当吻合，一切生命都被自然力量无形地推动，而一旦被书写于纸上，它们都成为作家悲悯的对象。萧红最擅长的是站在弱者一边，书写孱弱。这一特征在她后来的作品中越来越鲜明。而对于中国北方乡间农民的另一些生命状态，那些强势者们：乡村中的男人、恶人、入侵者日本人，萧红的笔墨不多。 二、小说的后部分，节奏大变。 10年时光被一笔带过。萧红似乎急于进入一种更切近的时态，进入她情绪激越的当下。小说中出现了突然闯入者：“日本旗子在山冈临时军营前振荡地响着”，这一以象征意味出现的形象急促突兀地强行插入，使得全书的前后两个部分处于不均衡的状态，前面是缓慢的，后面是急切的。前面是清晰可见的，后面是恍惚不定的。作为人物，无论入侵者“日本子”，还是反抗入侵的李青山、为抗日献身的王婆女儿和儿子，都面目模糊，概念人化，明显缺少鲜活的具体的实态，这样也就缺乏了对情节自然有效的推动力，他们的出现使得全书的前后两个部分处于失衡状态。 在《生死场》的后半部，萧红依靠抒情性的描述展示了一段急促的变奏。显然，她期待这部作品背负抗日史诗的使命，于是，这部处女作由于它富有的时代性“野心”而呈现出了另类变形的面貌，也泄露了一个文学青年急于跟进时代而脱离了原态写作的心态。 原态写作，即一个作家对自己能够把握的领域、积累、基调的控制力，即对于写作内存的暗中遵循。如果一位作家出现了偏离，而执意予某种观念或时尚，无论这观念时尚多么崇高或动人，他都会出离了自己的原态，陷入力不从心的写作境况中。 最松弛的写作，一定是原态的，也一定是最佳的。自由松弛，毫无被动，毫无理念的牵引与强加，作家才可能自如地释放自己的动人之处写作理念。也许，让我们得以谅解的是，《生死场》动笔那一年，萧红只有22岁，接近今天的“九零后”，还是个初写者。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人们对于萧红的关注始终持续。2011年初，通过“当当购书”网络搜索可以看到，《呼兰河传》有21种不同版本同时在售，《生死场》有11个版本，如此出版密度，很多中外经典作家都难以达到。而在萧红写作的年代，知晓这位东北流亡作家的应当只限于少数人。显然，今天人们对萧红的关注超过了她在世的时代，除了对作家的钟爱之外，还混淆着人们对于悲剧命运所怀有的特殊兴趣，这一兴趣在今天似乎还在衍变升级成为某种精神上的消费观念，这无疑正无意地诋毁淡化着萧红的文本本身，因而对于这位作家作品个性化的细读和由此引发创作问题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