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的女性作家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逃离”几乎是为当时所有女作家所涉猎过的主题。这是女子写作过程中真正意义上的“破开”,是对传统限定的女性身份的一次打碎和撕裂。“逃离”虽是一种真实生活情境,一经书写,便成为女性求取解放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母题。中国女性的逃离显然与从西方传来的“娜拉出走”意义有所不同。娜拉的出走是走出吃穿不愁的小康家门,欲在夫妻男女之间争取“自我”的人格尊严和道德权利。这种在当时连基本生活自立条件都不具备的中国女性看来显得颇为“奢侈”的出走,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中国的国民基本生活条件有了保障、女人们也在经济上有所独立时,才在当代女作家那里变成一种中国情境。 中国女性的逃亡生涯先是从反抗封建父权家长制开始,尤其是逃婚,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是她们大体一致的出逃线索。西洋北欧的娜拉出走,并没有给出确切的走向,以“出去”本身作为目的,似乎有行为艺术的嫌疑。易卜生是借着娜拉和海尔茂夫妻间一场矛盾争斗行使着文学的社会批判职责,意在揭露人性的自私和伪善,而跟女性独立的意旨关联不是很大,至于后者的意义,则都是翻译介绍过来以后国人对其的附会,由于接受者甚众,以至于娜拉不甘心于做玩偶愤而离家出走的“独立”意义远远盖过其他。尽管绝大多数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女性从都不曾有过如此优裕的“玩偶”生涯,而更多的是飘零际遇和受难历程,但是娜拉的出走行为还是给黑屋子里憋闷已久的中国女性们开了一扇气窗。“走”是过程亦成为结果。尤其令她们中的一些人想不到的是,在自己的悲愤“出走”和“逃离”的延长线上,等待着她们的,同时还有一场“革命+爱情”的动人风景。 在古代社会宗族、宗法、夫权、神权的限定当中,女性在主观上尚不具备完整的自我解放意识,客观上也不具备出逃的条件。偶尔的反叛与言说,也无非是想象当中对爱情及婚姻自主自由的无限哀怨。现代的逃离,却是要从女性自己的生存遭际出发,将解放的想象变成具体的行动。逃婚、私奔、进城、同居,躲开了封建家长的耳目,去求取婚姻的自主和幸福,世纪初的女性本文中呈现出一派胜利大逃亡的景象。“五四”时期那些激进的女性作者或多或少都有过辛酸痛苦或充满期待与盼望的逃离过程。无论是萧红《生死场》、《呼兰河传》的逃离,还是庐隐《海滨故人》、《归雁》、冯沅君《旅行》、《隔绝》里的逃亡,或者是丁玲《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逃离,以及白薇《悲剧自传》的逃亡和谢冰莹逃婚参军的《从军日记》,都是女性从死亡之路走向自我救赎的过程。 在这样的逃离场景当中,萧红的自身经历是最富有传奇性的。从逃脱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到落入背信弃义的男人魔爪复又出逃,她的整个生活似乎就是不断陷落和逃离之中循环往复。身为女性作家的萧红,她的才气与敏感,她的身体孱弱与言行刻薄,她的文人神经质与北方女子的率真朴拙,她的艺术上的成熟与孩童般的世事未谙……诸种性格奇妙的在她身上杂糅。阶级和党派、民族、国家观念的吸纳,又使她仿佛呈现出倾“左”之势,作品中呈现出许多的觉悟和反抗压迫意识。虽是被划进左翼文学阵营,但是由于对政治的懵懂,使得她在实际生活中心存畏惧而不愿归入任何一个派别之中。由叛逆而得的飘零遭际,她不太长的一生中无尽的逃逸和奔波,愈发加重了她性情中的脆弱和敏感。这一切都使她作品风格在同辈女作家中显得奇异,如鲁迅在给萧红《生死场》的序中所评价“女性作家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① 与众多的左翼阵营的男性作家们的表达方式不同,萧红对于国难乡愁的书写,对于时局的忧愤,对于民族国家概念的表达,不是从已有的理论教条出发,以理性来操纵和控制写作;恰恰相反,她是从个人记忆和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从对女性身体的认识和感知出发,在百般遭受欺凌侮辱的乡村底层妇女身上,表达她对彼时乡土中国中人们麻木而又愚昧的生存状况的忧惧。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生死场》中“蚁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② 的生存状况描写,笔墨主要都集中于乡村女性身上:她们的身体、劳作、生殖、疾病、伤痛、被殴、苦难、不被当人看、形同兽类的生活……这一切怀着万分同情和惨痛的描写,皆是因为女性的生活是萧红最谙熟的领地,在那一系列女性躯体伤痛、受难的流血记忆里,分明有着她自己亲历过的凄苦人生经验呵! 没有谁能比萧红更深切感受到作为女人生存的不易。身为女性,一次次逃离、陷落、被遗弃和贫病交加的经历,尤其是她历经的几次亲人的死亡——母亲、祖父、自己的孩子的死——这一切都使她对人性内核及其生与死有了进一步的参透,对于大地、家园及其延伸到最小概念的“家庭”也有了最真切的依附和牵念。“女性的天空是低的”③ 是她于无奈之中发出的最真切的慨叹,也是比别的女作家所具备的更深刻的性别自我认知。懂得了生与死,使她对“阶级”、“革命”、“解放”等等概念的表象予以超越,文本之中无形增加了一份人性深处的洞明。 从她个人的生存遭际入手理解,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萧红笔下,“生死场”其实是一个具有女性先天受难意味的“生殖”与“死亡”之“场”,然后,才是“麻木的愚夫愚妇”们在亡国灭种的灾难中警醒、争取国家民族抗日解放的拼死求生之场。小说《生死场》的前三分之二的篇幅写的都是妇女的灾难,在封建男权专制下,她们根本不被当人看、被当成会生产的畜生一样对待的身体所受灾难,那是只施加在女人身上的民族性的灾难。其中所体现的阶级压迫和阶级矛盾,是“妇女阶级”所受的男权制度的深重压迫和性别歧视,而不是象一般男性作家所写的农村“阶级矛盾”总是由诸如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剥削压迫关系构成;《生死场》的后一部分笔锋一转,描写外来侵略者带来的灾难,那是不光施加于女人同时也施加于男人身上的民族灾难。而无论在什么样的灾难中,女人总是处在最低一层的受苦等级。她们的苦,最痛切的来源是来自于身体所受的苦。翻看萧红的作品,会发现萧红对于女人身体伤痛的记忆总是拂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