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终其一生都是为了实现“改造社会”这个目标而不遗余力，其文学指向乃至终极追求，无一不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为目的。作为翻译家的鲁迅，和他的作家形象一起，交织成了鲁迅一生文学活动的两条主线。日本著名鲁迅研究专家丸山昇对于鲁迅翻译的价值曾有这样的评价：“对于留下的翻译数量堪比包括小说、杂感在内的创作的鲁迅来说，翻译恐怕和创造一样，在他内面的作用巨大。”① 在这其中，1909年出版、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外国短篇小说集的单行本，从文本选择、翻译方法到思想内容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说是翻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然而，作为在当时上下两本各只卖出了20多册的书来说，又不能不说是一座“失败”的界碑。时隔近一个世纪，《域外小说集》方才显现出它的读者群之众，影响面之广，对它的研究论述也充盈于各类学术书籍当中。本文将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进一步发掘翻译与鲁迅创作心理的深层次关联。《域外小说集》本身，将作为本文论述的中心：由此向前，勾勒出鲁迅古奥与欧化相结合的翻译思想形成路径；由此推后，探寻鲁迅最终转向白话文创作以及其文章风格的形成原因。鲁迅身上体现的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古代文人”与“现代斗士”两种身份的犹疑、转化和结合，则是贯穿全文的讨论重点和意旨所在。 一、引言 和大多数人一样，鲁迅早年东渡日本，试图学习先进的技术与思想，拯救摇摇欲坠的国家社稷。他此时的小说观，是科学救国、开启民智、寓教于乐等思想的杂糅，既有提升小说地位的成分，又有“文以载道”的传统思想痕迹。鲁迅期望通过外国文学，实现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借他山之石以更新国人性格的愿望：“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谷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候，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海之微沤欤，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暮之感矣”②。可以说，《域外小说集》初版和新版序是鲁迅吹起的借白话文小说进行启蒙的号角。这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小说有着十分重要的开拓、引导作用，“是件大事是一块里程碑，标志着新一代译才与新一代小说家的出现，……可以看作新一代翻译家的艺术宣言”③。 如果说林译小说使国人知道了外国也有小说，《域外小说集》则为中国小说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新形式，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及其与世界文学相融合开辟了门径。鲁迅在翻译国外小说时，把自己前所未有的文学体验忠实不二地转换成母语，创造了独特的翻译文体——使用古字古意翻译中国传统小说里完全没有的西方象征主义与心理描写，这是十分大胆的尝试。而这里的古，已经和林纾、严复的古不一样了，这是一种对先秦古汉语近乎偏执的使用，又是逐字逐句地对应外文的内容甚至是语法。这无疑是对文言文表达能力的一种极限试验。这包含了两个意思，一方面是《域外小说集》以先秦古汉语为基础工具，以欧化句法为路径忠实翻译，使得译本诘屈聱牙，甚或到了一种不可读的地步。正如鲁迅的弟子徐梵澄所说：“那译笔古奥的很，似乎是拟《庄子》或《列子》。以原著的思想及文采而论，实有类乎我国古代的‘子书’。宋五‘子’尚不在其列”④；另一方面，则是其内容站在时代的前列，力图开启新的文学风气，于是，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和新的审美趣味的“弱小民族”的小说进入了鲁迅的视野。 可以说《域外小说集》是融极古与极新于一炉，合传统与现代于一体的。然而这两种元素却南辕北辙，甚至水火不容，使整个《域外小说集》从表达方式到内容主旨无不表现出此时的鲁迅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紧张感的最高点上。这里所谓的紧张感是鲁迅进入文学领域初始的一种状态。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则是出国之后阅读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所带来的现代理念。处于思维两端的这两种思想在鲁迅期望以文学经世济国的追求中不断交织，对于两者都充分认同又使鲁迅对其中任何一方都不忍卒失，努力对其对抗进行平衡。这种紧张感始终贯穿于鲁迅自留日至新文化运动之间，他既绝对坚信要用传统中国文言的表达方式，并且这种古与桐城派的严复、林纾不同，一定要做到极古；另一方面，他又引入西方的句法与思想，绝对秉持自己的“直译”原则，忠实于域外原文，甚至在译文中有意识的、有系统的输入欧化的标点符号，使翻译文体毫无疑问具有话语形态的现代性。学界一般认为，这一时期的鲁迅还是偏向传统的，作为受传统文化熏染的青年学者，他内在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并没有特别大的变革。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倘若将现代性理解为对传统与生俱来的怀疑、排斥和反叛，那么鲁迅一生都强烈体现了这种反叛，他坚信要吸收弱小民族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用来启迪国民。孙郁曾说：“在鲁迅选择的译本中，大多是反平庸的、具有冒险的与刺激的因素。他和周作人在《域外小说集》里挑选的作品，在根本点上是反中国传统的。有一点内倾和苦涩，内中压抑的激流，在默默地淌着。”⑤ “现代性是对‘它性’与变化的承诺，它的整个策略由以差异观念为基础的‘反传统的传统’所塑造。”⑥ 在《域外小说集》里，可以明显感觉到此时显现在鲁迅身上的传统与现代的剧烈摩擦。对于鲁迅来说，这两者都是他所最为认同的文学工具，他不能放弃任何一边，试图强硬地将两者捆绑在一起，从而构成了《域外小说集》紧张感的顶峰。正如李欧梵所言：“他将全盘性偶然破坏主义看作一种思想义务，同时他对中国传统中某些特殊积极的因素有着具体确实的了解，这使得他意识中产生了痛苦的知识的矛盾和精神的紧张。”⑦ 二、形成：传统文言的习得与现代思想的获取 对鲁迅1903年至1906年回国结婚之前的翻译语体进行一下梳理，会很明显地发现文白相杂的语言达到了可观的规模。《中国地质略论》采用文言，《月界旅行》以旧白话为主，《地底旅行》是文白杂糅，到《造人术》又回归到文言。可见，在翻译《域外小说集》之前，鲁迅已经尝试了多种翻译语体。科技论文因为具有学术性质，选择文言进行翻译，自然可以理解。而对于科幻小说，鲁迅似乎放下了这个原则，按照他自己的说法，科学小说的目的在于开启民智，关注点并非作为表达方式的文字本身，因而就翻译策略而言，必然是尽量迁就读者的阅读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