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1）02－0120－04 一 晚清以来的中国语言变革，从根本上来说有两个助推力：一是政治救亡和思想启蒙的需要；一是报纸杂志等现代传播媒体发展的需要。挽国家于危亡、救民族于水火，推进政治变革及普及现代文明知识尤为需要广大民众的参与，而报刊的发行也需要更大的市场和阅读群体，所以政治与媒体联姻，共同推动了中国语言由传统古文向现代通俗文的转变。 从《东方杂志》刊载的文章来看，晚清以来讨论中国语言变革出现了两次高潮，一次是1904年前后，一次是民国初年。在这两场中国语言变革的潮流中，《东方杂志》不甘落后，在1905年选录了四篇讨论语言变革的文章，从报刊传播、普及教育等角度论述中国语言变革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论中国书报不能发达之故》（第2卷第1号）一文较早谈到了以白话普及知识的问题：“吾谓今之书籍，除国文教科外，宜多用白话，而以科学书为尤要。盖我国人之知识，初不足以读专门之书，重以文言则索然寡味，欲求知识之普及，非以至浅之常言，说高深之原理，必不能达。”从报刊普及知识这个角度来看，白话确实比文言要方便许多，因为从语言的受众来说，白话更接近口语，更接近普通民众，所以白话比文言在普及知识、传播文明方面更有效。这也正是20世纪初新民文化思潮中启蒙先驱重视白话，提倡白话的原因之一。 但用书报普及知识也需要有一定的基础：一是要有报馆的支持；二是白话运用应该熟练；三是要有一定的熟知白话的受众。所以，在《论政府宜利用报馆并推行白话演说》（第2卷第8号）一文中，作者认为，报馆在“孕文明而促进化”方面，“功德诚不可思议矣”，“而在吾中国，今日文言致普及惟艰。社会中识字之人，通文者不过什一，则文言之报有时而穷。济报纸之穷，端有赖于白话焉，白话者报纸之先锋也”。作者在文中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实施步骤，即在政府的提倡下，先从练习白话演说开始，而随着白话的普及，“孕文明而促进化”的目标即可实现。 传播文明、普及知识的途径除了现代的报刊传媒以外，更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来实现的，所以《东方杂志》上许多谈语言变革的文章多是从教育角度来谈的，这些文章大部分是从其他报刊选录而来的，并放在了《教育》栏中，《东方杂志》编者的意图是将语言变革问题限定在讨论的范围，而且把它看成教育普及的关键所在。在《论教育普及宜注重初等小学及变通语言文字》（第2卷第3号）一文中，作者认为“救亡之道，莫急于教育国民，而教育国民莫急于初等小学”，“吾国当积弱之势而立于竞争之世界，苟非教育普及，必不足争自存”。另一篇《语言文字宜合为一说》（第2卷6号）提出：“故欲使吾国多数之人群能受教育，能读书，必自语言文字合一始。”作者预言：“窃谓不出数十年，其间必有起肩作者之任者，文极而以质代之，亦天演自然之理。”作者的这个预言很有先见之明，后来的白话文运动正是这个预言的见证。 民国初年，新政权初立，学者们围绕着在新政权下采用什么样的学制、使用什么样的教材、言文合一、统一国语等问题展开讨论，民国政府还成立了“读音统一会”，专门负责这些问题。博山的《全国初等小学均宜改用通俗文以统一国语议》（第8卷第3号）是民国成立前从教育角度谈语言改革最为重要的一篇文章，作者首先谈到了文字统一之于国家的重要性，它不仅“足以抑制种族风俗之不同”，更“足以增进国民情感之团结，促文化之进步，而使国家日臻于强盛”，但中国数千年来文字虽统一，然“使用之者，仅少数上流社会之人，而多数下流社会之人，不啻不能使用公共之语言”。因此作者提出教育普及与国语统一应同时进行，借助行政的力量，在全国初等小学中强迫推行，并批评过去的学校以古文教育学生，致使学生入学数年而徒劳无益，提出国语统一与教育普及应同时并进的六种办法：一是“全国初等小学国文科，宜正其名曰国语，其课本即用普通之官话演成，其他一切课本，亦莫不然”；二是“由学部编辑官话字典，用简字拼音，注官音于字旁”；三是“于京师及各省省会，设立国语专习所，招致文理明道略知科学之士，入校肄习国语”；四是“于全国府厅州县均设立初等师范学校，以国语为注重科目”；五是“检定教员，亦以国语为必要之科目”；六是“从前已经卒业之初等师范生及已经检定之教员，定于年月日补行国语检定”。如此，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教育普及之时，即国语统一之日矣”。此文对国语统一和教育普及问题做了深入而全面的分析研究，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切实有效的办法，如此系统的方案，确实难能可贵。邢岛的《改革文字之意见书》（第9卷第7号）主要是从技术层面详细提出文字改革的具体措施，如选择字母、表明字义、标识字音，订定方音等。 总之，这一时期的《东方杂志》虽不是倡导语言变革的主要阵地，但它作为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刊，尽了一己绵薄之力，为中国语言变革的探讨提供了舆论空间，为后来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发生作出了贡献。 二 《东方杂志》虽然在探讨中国语言变革方面尽了一定的努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与五四时期《新青年》同人的语言观是一致的，相反这种差异还是很大的；虽然刊载了一些探讨语言变革的文章，但这只能说明该刊关注语言变革这一问题，并不能完全代表该杂志在语言变革上的立场。《东方杂志》作为一个刊物，它的文化立场和语言观念主要通过编辑者的编辑行为来体现。在语言变革这一问题上，最能够体现《东方杂志》的语言观念的有两篇文章：《中国文字之将来》（第8卷第1号）、《论通俗文》（第16卷第12号），作者杜亚泉是《东方杂志》主编，其观点代表了该刊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