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散文研究曾经饱受责难，甚至被一些人看作混乱、保守、无所作为、缺乏现代意识的同义词。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散文研究已有了很大的改观，其标志是继“大散文”的讨论后，散文的一些重要范畴如散文的定义、类型以及“真情实感”、“真实与虚构”等概念得到了清理和较为明确的界说；① 散文的文体问题也开始引起了注意，并在古典文体研究的基础上有了实质性的推进；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过去散文理论一直比较懒惰，既安于现状又疏于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而现在已经有一些散文研究者尝试着为散文建构理论体系，而且提出了一套新的散文理论话语。③ 上述种种迹象表明：散文理论已经改变了过去的“边缘化”状态，正在一步步向“中心”位移。尽管这种位移是如此地缓慢艰难，但我们却从中看到了中国散文理论的希望和明天。正是怀着这样的文学梦想和想象，本文拟在过去散文文体研究、散文理论话语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诗性散文”这一散文核心范畴，并探讨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在我看来，对这一命题的讨论不但有益于当前散文创作，而且是散文理论体系建构的深化与拓展。 一 提出“诗性散文”这一命题，主要基于当前繁花似锦而又杂草丛生的散文创作实际，同时也期望通过诗性散文的建构能对散文文体起到规范与制约的作用，使其更具“文学散文”或曰“艺术散文”的艺术性和优美性。 如众所知，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文学可以说迎来了一个散文的时代。先是“文化散文”、“学者散文”独领风骚，继而“小女人散文”、“小男人散文”、“新媒体散文”、“行走散文”等喧闹一时，近来又有“新散文”的兴起。而随着散文的大红大紫和潮起潮落，随着巨大的发行量、报纸周末版的扩展和各种各样的散文奇迹的出现，散文的队伍也空前地庞大，甚至连一些文字不通的业余选手也敢于到散文的园地一展身手。如此一来，散文的文学性、审美性、高贵性和纯粹性势必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散文有可能因“公共空间”的敞开而泛滥驳杂，成为流水账般的记叙，陈旧风景的描写，枯燥乏味的公文写作的代名词和避风港，也有可能因缺乏必要的节制而变成话语膨胀、能指过剩的欢场，这是当前散文一种较为严重的病状，也可以说是“繁华遮蔽下”的一种“贫困”。④ 当前散文的另一种“贫困”，主要来自于“文化散文”或“大散文”的写作。正如人们所知，自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大获成功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崇拜文化散文的时代。许多散文作家纷纷效仿余秋雨涉足历史的后花园，并在文化中追求一种“大事”、“大情”和“大景”。但遗憾的是不少散文写作者在追求“大”和“历史深度”的同时却丧失了自我，迷失了散文的审美本性。比如，有的散文作者在散文中热衷于考证史料和堆砌知识，结果这些了无新意的史料和知识不仅没有增加作品的深度和厚度，反而限制了创作主体心灵的展示和自由自在表达的空间，使本应以精神的独创性、思想的深刻性和表达的优美性征服读者的散文变成了徒有其表的四不象的大杂烩。这就难怪散文研究者王兆胜要提出这样的质疑：“知识就如同棋子一样，它必须借助于思想的头脑才能生动起来，在整个棋盘上获得生命，从而发挥创造性。知识也似木材，它只有在思想之火的点燃下方能产生光与热。然而，当前的许多中国散文家或对此理解不够，或缺乏思想的穿透力，所以，他们往往挖空心思地旁征侧引，却难以有深刻的思想风骨。这样的散文当然难有长久的生命力。还有知识的过于堆积和充塞，使得文化散文密不透风，缺乏灵动与活力。也就是说，被知识充塞的文化散文必然‘多实塞而少空灵’，必然使作品丧失了较强的文学性和艺术性。”⑤ 我认为，王兆胜在这里对文化散文的批评是一针见血，颇具忧患意识和前瞻性的。这样切中肯綮的批评理应引起热衷于追求“大”，迷恋于史料和崇拜知识的散文家的重视，同时也坚定了我建构“诗性散文”的信心。 的确，我的诗性散文的理论建构，正是立足于时下散文创作现实的有感而发，而不是从理论到理论、概念到概念的凌空蹈虚。也就是说，面对着“众声喧哗”、散漫无序和“大”的散文泛滥的散文现状，我认为极有必要提倡一种“诗性散文”的写作，使散文回到散文，回到文学和审美，回到人的灵魂和精神的深处。当然，我所主张的诗性散文，不同于刘锡庆先生所倡导的“艺术散文”。刘先生针对贾平凹的“大散文”口号和散文泛滥失范的现状，认为应对当前的散文进行“清理规范”，这点我是赞同的。但他认为“散文欲提升，文体宜净化”，⑥ 甚至主张将随笔、小品等散文品种驱逐出散文家族，则是我所坚决反对的。在我看来，刘锡庆先生维护散文的纯洁性的坚定和执着令人佩服，他的一些艺术主张对我的诗性散文理论建构也有所牖启，但他为了忠诚于某一艺术理念，而无视、不顾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散文的繁荣主要是随笔小品，而不是抒情散文的繁荣这一事实，则“显示了他的散文批评个性的执拗，同时也有简单化和绝对化的缺陷”。⑦ 因此，我心目中的诗性散文的内涵，比刘先生的“艺术散文”要丰富广阔一些，它既是抒情散文也包括思想随笔与小品，即便是一些说明文和小论文，只要有生动的形象和优美的语言，我们也可将其称为诗性散文。可见，诗性散文较之艺术散文或抒情散文，其内涵有更大的伸缩性，也更符合、贴近当下的散文创作实际，因而能更有效地促使散文走上真正的繁荣之路。 不过，鉴于散文这一文体时至今日还明显地保留着较多的传统趣味，特别是鉴于以往散文研究视野的相对狭窄，思维与方法的单一，观念的保守陈旧，我认为，要建构起一套较为完整、丰富的“诗性散文”理论，并对散文的创作实际有指导意义，关键之点是要建立起具有现代意识的宏阔的散文批评视野。即是说，在建构诗性散文时，我们既要具备现代意识、现代视野和眼光，又必须拥有古典主义的审美情怀；既要看到诗性是一个属于本体论的问题，它贯穿着人类的整个文学思维形态，又要让诗性回到常识，回到散文的独特性上来。此外，我们既要以西方的一些批评观念和方法为参照，又要将诗性放到中国的文论史上来考察。总而言之，只要确立现代的批评视野，我们就能突破传统散文理论的种种束缚，从多维的角度对诗性散文进行解读和建构，从而多层次地展示诗性散文的迷人前景。 二 将诗性散文置于现代批评视野下来考察，我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诗性散文”与“诗学”是不是一回事？我认为，诗性散文中的“诗性”虽与“诗学”概念有联系但并不是“诗学”的同义词。在西方，诗学发源于古希腊，它的话语系统有两个：一个是以荷马史诗为标志的诗人传统；一个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哲人传统。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从模仿出发，分别探讨了诗的起源，诗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诗的分类以及悲剧、喜剧等问题。亚氏在“诗学”中所体现出来的“理性化”诗学原则，对西方以后的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比如，古典主义时期的“三一律”理论法则，及至现代的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罗兰·巴特、托多罗夫等的“叙事诗学”等文艺理论，差不多都可以溯源到《诗学》。所以说，西方的“诗学”实际上也就是文艺理论的总称，它的研究对象是文艺理论问题和文学创作的特殊规律。而在我国，“诗学”虽不似西方那样有清晰的历史发展线索，也不像西方的诗学那样丰富多元且富于创新性，不过中国的诗学也有自己的理论范畴和特色。简单来说，在我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中，“诗学”指的是以古代诗歌为研究对象的诗评、诗论和诗话等特殊的理论形态，以及诸如“比兴”、“意境”、“养气”、“神韵”、“妙趣”、“尚意”等文论范畴。只不过，由于思维结构和精神走向的不同，中国的诗学更倾向于感性且非理性的东西更多一些，它崇尚整体直观的思维方式，更注重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而西方由于文明程度较高，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主体日益科学化和理性化。这样，西方的诗学相应地也就更加强调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和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这是由不同的种族、环境、时代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至于时下人们常说的“中国现代诗学”，主要指文学研究既要对文本进行互文性、对话性阐释，又要对文学的发展历史进行开放性的描述，还要将文论话语置于整个文化语境中进行系统性的考察。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诗学，还是中国古代的诗学和现代的诗学，都属于文艺理论的范畴；而且，这里的理论一般来说更侧重于对文学的起源、文学的观念和文学发展、文学的规律等方面的探讨，它与本文的“诗性”这一核心概念在逻辑的起点和内涵的理论规定性上有很大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