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254（2011）01－0005－06 一 所谓学科，就字源上解，就是知识的生产和组织的“操控体系”（福柯语）。按西方古拉丁文的本义，学科兼有知识和权力的双重内涵，它是知识专门化的表现，也是知识专门化的结果。学科与现代大学体制关系密切，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更为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它一方面使知识生产专业化，另一方面又依赖专业化的组织来联络分散的学者，使之成为连接大学与社会的中介。我国的学科主要源于西方和前苏联，像中国现当代文学这样的二级学科，都建立在院系下属的教研室基础之上。它与中国社科院系统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室，以及中国作协、中国文联系统的创作研究室等，互通，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大体对应的知识专门化的体系。 粗略地说，文学研究拟可分“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史-学科”四个序列。在这里，每个序列都是独立的本体，但同时又含有一定的递进式的关系。正因如此，学科总是与文学史、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文学史和作家作品，更是其中的核心和关键。如果说作家作品（特别是经典或准经典的作家作品）可称之是支撑一个学科的阿基米德点的话，那么文学史就成为规范和确立一个学科地位的基础工程。正因如此，所以近一二十年来，随着当代作家作品研究的深入推进和多向发展，当代文学史的写作蔚然成风，先后出版的编著有50多部。其中有的还颇具个性和特点。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等。他们或以还原历史情境的方法，或用知识分子和民间立场的理念，或以多元现代性的立场，向我们展示了当代文学学科特殊的生成机制，体现了作者的学科建设的有关思想，以及对这个学科的忧思。尽管这之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如少数民族文学、港台文学“入史”颇为生硬，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进程及中国当代的社会历史似无必然的联系；又如在彰显被遮蔽的文学事实时存在着过分夸饰的倾向，回避忽略了主流话语的重大影响，等等。但他们毕竟用自己的认识、理解、角度和方式，为这门年轻学科的建设奉献出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劳绩。如果再推衍开来，将它们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十院校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史》（二十二院校编写组），甚至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华中师院中文系编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山东师院中文系编著）、《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等相比较，那么其对学科的意义就更不言而喻了。 在此，我们要感谢这些当代文学史编写者。正是在他们的执著努力之下，加上时代社会的促成以及广大作家和批评家的携手合作、共同努力。一向比较孱弱的当代文学学科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艰难坎坷以后才迅速发展起来，并开始摆脱了附庸（开始附庸于古代文学，以后附庸于现代文学）的地位，进入了现代大学的教育体系。学科建设方面大体也具有如下四方面的成绩和积累：一是初步形成了以高校、研究所以及作协、文联为主体的，并以相关学术团体和报刊杂志乃至网络载体为依托的一支研究队伍；二是先后建立了为数众多的现当代文学硕博点，并以此为平台为学科源源不断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训练有素的后续接班人；三是陆续推出了一批数量庞大的、当然也是质量参差不齐的，涵盖资料、工具书、专论、文学史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标志性研究成果；四是在学科建设方面初步实现或正在实现的由政治性向现代性、由大陆性向中华性、由苏式向欧式、由批评向学术的转换。尤其是在新时期以降的这30年，有关这方面的成绩更为突出和明显。学科发展的步履也大大加快了，并一跃而成为高校新开设的一门独立的主干课程，以知识的形式在大学中产生较大的影响。国家教育部还将它与现代文学合在一起，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称谓，规定为大学中文系名下的二级学科。有条件的学校还设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硕士点和博士点，面向全国招生。所有这一切，当然极大地改变和提升了当代文学在各学科中的地位和影响，使之不期而然地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学科。 二 不过，尽管如此，我要说，当代文学现有的学科地位与实际成就是有差距甚至是有颇大差距的。这从其研究成果（论文、论著）、研究对象（作家、作品）中多少可窥见一二。翻看“文革”前“十七年”的众多评论和研究文章，能经得起历史检验者又有多少？就是新时期以来的这30多年，留下来的也不是很多。社会政治的因素和近距离的观照，往往使当代文学的评论研究工作在低水平上徘徊，而研究对象本身的相对庸常，又反过来制约了这种研究的价值，降低了研究的质量。这是历史和时代造成的遗憾，也与当代文学的学科属性特点有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赞成对当代文学做这样的评价：“现代文学有高山，当代文学却只有小有起伏的丘陵与广阔的平原”；[1](9)并认为有必要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对它的学科历史和现状在归纳清理的基础上做深刻的反思。 众所周知，“文革”前“十七年”，当代文学研究附庸于政治的、时评式的研究居多。由于刚跨入新中国的门槛，时间短，缺乏丰富的文学实践和积累，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当代文学一时还没有独立出来，而是依附在当时并不那么发达的现代文学的范畴。但正如有的文学史家所说的那样：“‘当代文学’概念的提出，不仅是单纯的时间划分，同时有着有关现阶段和未来文学的性质的指认和预设的内涵。”[2]因此从诞生那天起，它就一直备受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特殊青睐。不仅在短短的十年之际，就提前进入了“修史”，而且还被定性为“社会主义文学”，给予比古代文学、外国文学和现代文学（因为它们往往被视为封建文学、资产阶级文学和新民主主义文学）高得多的学科地位。事实上，无论是就成果还是就积累来看，它都相当薄弱。无法与上述三个学科相比。这是根据政治需要的一种人为拔高，拔高的结果就是使它们离文学实践愈来愈远，而与现实政治愈来愈近，以至被高度政治化了。于是在享受政治给它带来的礼遇的同时，也受到了政治对它产生的震荡。政治上稍有风吹草动，就要祸及学科自身。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文革”前十七年当代文学备受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特殊关爱，但在接连不断的文化批判运动中却有那么多的作家和评论家纷纷中箭落马。可见在“政治决定论”或“从属论”的文化语境中，当代文学学科所谓的高位是带有很大预设性和想象性的。它看似“高”，其实并没有取得主体的独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