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观和检视“文革”之后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发展、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吴思敬显然是中国诗坛和新时期以来新诗发展史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诗歌在“文革”结束之后经历了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开放期，甚至1980年代在过去多年之后仍然因为被视为诗歌发展少有的黄金时代而为人们不断地津津乐道。这一年代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的诗歌光辉仍然照耀着此后一个个在后社会主义时代和新移民时代挣扎的诗人们。这注定了1980年代的诗歌历史成了后来者所不断羡慕和缅怀的精神高地。而穿过历史的烟云回到历史的现场，吴思敬与江河、顾城、北岛、芒克、林莽、梁小斌等“朦胧诗人”的诗歌往事成为那一段历史最为生动的注脚和记忆。 一 1965年夏天，吴思敬在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东三环的一所中学工作。正当吴思敬准备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事业和科研工作当中的时候，1966年那一场历经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夜之间，寒冬降临于中国的大地，严寒在每一处屋檐下都挂满了冰柱。这正如多年之后吴思敬所慨叹的，在这一段寒冷的冬天里，“人的尊严被蹂躏，人的价值被贬低，灵魂高尚的人，最大的苦难不在物质的匮乏和肉体的折磨，而在精神遭受的创伤和心灵淌下的鲜血。”在这寒冷的日子里，教学停止了，学生停课了，甚至连思想都被冷酷的时代无情地封冻了。然而二十四岁的吴思敬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一个怀着深厚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却不甘于在这令人颤抖不已的冷肃的“冬天”做一个麻木者，他终于找到了温暖灵魂的最好办法——读书、思考、写作。因为吴思敬是在“文革”前上的大学并参加工作，所以吴思敬没有经历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尽管“文革”期间吴思敬作为一名青年教师不是挨整的重点目标，但还是被学生贴了大字报。1974年，吴思敬刚刚结婚时居住在南池子普庆前巷3号院十平方米的平房。1979年年初，吴思敬全家搬离南池子普庆前巷3号后，曾经很长一段时期居住在王府井附近的菜厂胡同7号的一个极其普通的大杂院里。普庆前巷3号和王府井菜厂胡同7号的这段日子对于吴思敬个人而言是极其重要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也正是中国风雨飘摇的时刻。而此后在“文革”结束之后的所谓的新时期的日子里，这里也迎来了吴思敬学术生涯重要的阶段，也成了吴思敬与新诗潮以及朦胧诗人们交往的重要场所。 1978年初，冬天仍然在持续，但是裂冰的声响声已经预告了文学的“早春”天气开始了，敏锐的吴思敬发现空气中已经开始充满着新鲜和自由的气息。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吴思敬开始了他的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的道路。1978年12月，北京的冬天似乎前所未有的寒冷，一场大雪刚刚覆盖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在这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在空旷寒冷的北京街头，却有三个在寒风中推着挂有糨糊桶自行车的年轻人悄悄在毛主席纪念堂、西单民主墙、文化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墙上、树上和电线杆上贴着一些油印的纸张。当他们在天渐渐发亮的时候，离开位于北京朝内大街路南侧人民文学出版社围墙的时候，当贴在墙上长长的一串油印的文章还散发着淡淡墨香的时候，已经渐渐围拢的人们在无声而仔细地观看。也许这三个年轻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这个寒冷的清晨所做的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实际上已经引起了文学和诗歌革命的地震，甚至这几个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名字以及他们创办的刊物在此后进入了中国的诗歌史和大学课堂，甚至成为众多研究者和青年学子所崇拜的精神偶像。这三个年轻人有两个就是后来在中国诗坛和文学史中声名赫赫的人物——北岛（赵振开）、芒克（姜世伟）还有陆焕兴，墙上张贴的油印材料就是影响深远的民刊《今天》。而在1978年12月末的这个北风仍然呼啸的飘满雪花的街头，吴思敬在这天恰好走上街头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他和其他的人一样以热切的眼光目睹了一场诗歌地震和思想革命的到来。在吴思敬看来，《今天》上这些年轻人的大胆、叛逆而具有时代意义的诗篇所带给他的感受无异于一场地震，震动和催生着一个青年评论家新的诗歌理想。而北岛、食指、舒婷、顾城、芒克、江河和杨炼等诗人的名字开始在社会上流传，伴随着积淀多年的诗歌河床冰层的爆裂声，诗歌的早春已经不可阻挡地降临了。而吴思敬则从这一重要的时刻起，见证了中国“新时期”诗歌三十多年发展的风风雨雨。1978年12月23目的这一天，注定是属于历史上带有“着重号”的时刻。从这一天起，吴思敬被那些贴在墙上的一个个陌生的诗人——蔡其矫（乔加）、舒婷、北岛、芒克——所深深地震撼和吸引住了。这些在当时看来带有“异端”性质和现代主义特征的诗歌让吴思敬发现一个崭新的诗歌时代即将到来了，尽管天空仍然飘洒着大片大片的雪花。吴思敬在《今天》这份油印刊物前驻足良久。这些陌生的年轻诗人的与此前的政治抒情诗、战歌和颂歌完全不同的诗歌作品深深攫住了吴思敬的内心，强烈地冲击着他固有的诗歌观念，尤其是北岛写于1976年4月的《回答》让吴思敬强烈地感受到一个黑暗的时代已经结束，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开始，“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1978年12月23日深夜，北京南池子普庆前巷3号一个不足十平方米的平房里，那个略显昏黄的灯一直开着，吴思敬仍然被这些诗歌莫名地冲动着，因为在吴思敬看来，《今天》上北岛等诗人传达的怀疑精神、叛逆情绪以及特殊的诗歌表现方式和那种由真诚的希望所发出的呼喊都与此前主流的政治抒情诗有着巨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在吴思敬看来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国诗坛的一个新的诗歌潮流。从此吴思敬不断在各个民刊以及《诗刊》、《人民文学》等官方刊物上寻找一个个带有现代性特征的熟悉或陌生的年轻诗人和作品，也开始了与这些后来在文学史上享有大名的朦胧诗人的交往。 二 1979年春天，吴思敬由南池子普庆前巷3号搬到王府井的菜胡同7号，此后吴思敬与一平、江河、顾城、杨炼、林莽、北岛、芒克、梁小斌等青年诗人（也就是后来文学史所命名的朦胧诗人）结识，而菜厂胡同7号也成了一个重要的诗人结集地。实际上据一些研究者考证，当年新月社的一个著名诗人就曾居住在菜厂胡同，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历史的巧合真是充满了传奇性和戏剧性。 在吴思敬和这些青年诗人的交往中，有必要提一下一平（李建华）这个关键性的人物。实际上一平是吴思敬所教的一个学生李红的弟弟，是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到北京外贸学校当老师，此后一平常常到吴思敬这里来。由于和一平的交往，吴思敬结识了江河，又因为江河当时和杨炼非常要好，吴思敬又结识了杨炼。江河和林莽是高中的同班同学，吴思敬由此又认识了林莽。由江河、林莽、杨炼等人吴思敬又先后结识了顾城、严力、田晓青、芒克、甘铁生和曲磊磊等。而这种交往不仅限于诗歌，更大程度上也与这些人的为人和性格有关，而更重要的还在于吴思敬能够与这些人在文艺观念和思想状态等方面更容易沟通。吴思敬在和这些年轻诗人的交往中，尽管在年龄上有一些差距（吴思敬属于“文革”前的大学生，这些年轻诗人则大多是“老三届”），但是年龄和阅历的差异并没有妨害他们之间的沟通与交往，而恰恰是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补与融合。正是在这种深入到现场的文学交往中，吴思敬比同时代的其他批评家更早地认识到了这些青年诗人特殊新奇的内心世界和具有跨时代性的复杂而现代的诗歌观念。而正是由于对这些青年诗人的生活状态、思想状态和诗歌创作状态的深入了解，在后来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中，吴思敬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与这些青年诗人站在了一起。正是因为一种新的美学诗潮的崛起，作为诗歌批评家的吴思敬已经提前认识到诗歌批评这种特殊的话语方式也同样应该经历历史性的转换和新生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作为当时“新诗潮”批评家的代表人物，吴思敬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诗学论文和诗人专论，尤其是对朦胧诗人江河、顾城、舒婷等的评价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轰动。对于当时刚刚在诗坛崭露头角的这些青年诗人，诗坛大多还处于陌生和旁观的姿态，而这时的吴思敬却已经写出了具有理论高度、时代特征又深入文本和诗人灵魂内部的重要批评文章。 首先说一下吴思敬和著名的朦胧诗人江河的诗歌交往。 江河，原名于友泽，1949年6月3日出生于北京，比吴思敬小七岁。江河从1980年开始在刊物上正式发表作品，而从江河诗歌的起步期吴思敬就始终关注着他的创作，可以说，吴思敬见证了江河的诗歌成长道路。江河在1980年代出版了诗集《从这里开始》（花城出版社、诗刊社合编，1986年9月出版）、《太阳和他的反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而吴思敬都是作为第一个读者阅读了这些诗作并第一时间对其中的代表作，如《纪念碑》、《星星变奏曲》等予以评价。而如今的江河已经身居海外多年，朦胧诗潮也成了文坛旧事。这也如吴思敬先生所慨叹的，朦胧诗作为一个运动落潮后，当年的朦胧诗人以及美术界的“星星”们一起出国的出国，下海的下海，搁笔的搁笔，抱孩子的抱孩子，还在辛勤笔耕固守阵地的也陷入散兵作战，远没有当年的阵势了……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