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评论家们关注于对作品语言和文学手法上的解构与剖析；关注于那灵活且无处不在的主观性：关注于欲望的释放，以及下意识的活动、身体的表演；也关注于日常生活的点滴快乐与写意。其中最显著的发展莫过于对现代性及一个世纪以来转变的广泛关注。尽管许多学者仍然以文本研究为主，沉浸于发掘文本中叙述间的现代主义审美精妙处，对于现代性的研究已经朝着社会历史层面展开。因此，现代性、现代化或者后现代性在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的阐述中成为理论的框架也就不是出人意料之事了。本文讨论中国文学研究中对于现代性的关注，特别论及近年来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专著，分析学者们的新颖思想，将分为下面四个小节来陈述。 现代性，日常生活与时间 首先谈谈唐小兵（Tang Xiaobing）的《中国现代》（Chinese Modern）。此书选材广泛，对整个二十世纪出现的一些文学作品和电影进行了原创性的阅读。所涉及的文学作品先是来自晚清、“五四”运动以及难以定位的三、四十年代，然后是来自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学与戏剧，认为毛时代所产生的意识形态上的和政治上的理念是后来一些作品主题的先驱。再然后涉及的是伴随着改革、市场经济的开放和消费社会的来到所进行的文化与文学实践。对于中国二十世纪这些缤纷多彩又令人迷惑的现象进行概述，无论是否有一个清楚的题材取向，对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都不是一件易事。但是唐小兵找到了一个线索可以帮助我们解读这些历史性的散乱无序的美学素材。这个线索就是平凡与英雄两个概念之间的互动。 这本书对于现代的概念以及它在现代中国文学和电影中的成分进行了有趣探索，令人耳目一新。现代中国的故事围绕着中国对于现代化追求中的一个中心难题展开，即英雄与平凡之间的拉锯。这样的拉锯表现为将种种矛盾的东西集中在一起：有乌托邦式的集体政治幻想与个体欲望的实现，有革命的热忱与家常的繁琐，有大众的文化视角与沉迷于个体的美学欣赏，也有超越的冲动与安居于日常生活的退缩。 英雄的概念与笔者《历史的崇高形象》（The Subelime Figure of History: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一书中的崇高美学相呼应。书中我对现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庄严美学进行了深入阐述。借助于这一概念，唐小兵查考了那些重大的事件，灿烂的戏剧舞台，以及现代中国种种划时代的集体运动——这是一个辉煌历史的形象。平凡的概念则被用于查考另一些形象：舒适角落中的平静安逸，家庭生活，灵魂的琐碎思索，欲望的满足以及每日的物质消费。在那激昂动荡的百年间，英雄的概念挤压了平凡的概念，然而平凡的概念虽处于悲剧的受害者地位，却始终卧薪尝胆，残存于宏大叙述的夹缝。随着它成为新的消费之神，平凡的概念必定会带上凡人英雄的气质。它有着“启示性的荒芜”和“自身的美与壮阔”，成为了“现代生活英雄气质”的组成部分。① 无论政治历史如何的残酷，它的这种英雄性始终静悄悄地存在着。 《中国现代》肯定了在革命和社会主义阶段堂皇的英雄主义下日常生活的积极形态。研究中国现代政治文化，通常的观点认为来自官方的命令、政策和指令已经渗入到政治、社会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与政治的距离常常只有讲到这种极权模式的负面时才被承认。大多数学者也并不急于发现社会主义阶段时期的高尚、健康的日常生活。然而这种现世存在的乌托邦欲望一旦被认可，唐小兵就能够向我们指出生活，而且是非常丰富的生活，在政权控制之下和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中存在着。换句话说，有着现世性而非政治性的日常生活得以被欣赏、被认真对待，它不再被当成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属物。 近年来，个体私生活中的日常性已经越来越被文化研究所重视。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它曾被赋予浓浓的政治色彩。在转折的八、九十年代，它又被定义为破坏学院式的抽象和其余思想糅合的东西。对日常性的肯定避开了乌托邦式的完整和集体性的动员。然而日常性在中国的各个时期是不同的。在社会主义时期，它或许只是在有限物质交换空间下贯穿于基本需求与欲望的一种生活形式，并没有受到政治太多的影响。在如今新的市场环境下，却有盲目崇拜的危险，随着它堕入消费与交换关系的漩涡中而失去了本身的政治性与批判性。有种观念认为历史、意识形态和政治属于过去时代的庞然大物。这显然是支持全球化与历史终结论的人们想让大家相信的。但是，难道还有什么东西比个体消费的欲望横流，比金钱与物质、形象与资本的循环往复更具有日常性吗？有什么东西比周而复始的，商品缔造的反自然的俗事更具有日常性呢？这俗事虽没有方向却仍然有强大的乌托邦式的驱动力。 对于目前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的许多重要的现代经历的主题，《中国现代》也做了精明的讨论。这里有必要提到马杰声（Jason McGrath）最近的新书《后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市场时代的中国电影，文学和批评》（Postsocialist Modernity:Chinese Cinema,Literature,and Criticism in the Market Age）。新的研究趋势是关注都市化和都市文化；关注城市的移动性和流动的感知，它的魅惑，消费和陌生化；关注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联系以及赝品的横行。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洞察了以全球市场化为起因的对幸福的追求与早期社会主义时期对革命和空想的热忱之间的联系。唐小兵的书让我们注意到后社会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狂热与社会主义时期大跃进的疯狂如出一辙。这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些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即现代性是否可以脱离自身的新神话性？是否有一块净土可以摆脱掉英雄的重负？日常性是否可以成为现代社会运动推进集体与个体幸福的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