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庄》讨论会纪要

      时间：2010年10月23日下午

      地点：上海作家协会文学会馆

      主持人：李云雷

      李云雷(《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在“首届今日批评家论坛—70以后”上，关于《梁庄》是今天下午讨论的主题。这个作品的重要性我想大家也都有所了解，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这是一个批评家写的调查报告式的“非虚构文本”。在个人的知识和生活之间怎么建立起一种联系？这是我们的知识分子今天所面临的一种困境，我们的知识与生活有没有关系，如何建立起一种更加有机的联系？这是我们所应该面对和思考的，我觉得，梁鸿是在对当前知识生产的方式不太满意的时候，用这种非虚构的方式重新建立起了与世界的联系，与生活的联系，这也是评论家突破自己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以这本书为个案，展开讨论。这本书涉及很多问题，包括我们怎么来认识现在的农村，怎么认识这个时代和世界，怎么来看现在的文学，我们需要怎么把文学跟生活建立起一种有效的联系？梁鸿通过这个作品，展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我希望各位能围绕这个作品发表自己的意见。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讲师)：去年在珠海召开的第八届“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的主题是“文学怎么回到思想前沿”。我觉得《梁庄》这部作品可能提供了回答这个问题的一种可能性。文学怎样回到思想前沿，最重要是回到历史的现场。那么又怎么回到历史现场？那就是必须跟当下社会现实、精神困境发生摩擦和互动，《梁庄》以大变革时代中国农村为观照对象，关注农民在时代变革中的痛苦和思考，无疑是回应了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现实问题，因此有强烈的现实感，我觉得这是首先需要肯定的。

      另外我觉得《梁庄》的结构也很有意思，在作品中，叙事者是以一个返乡者的身份去倾听村庄中各种各样的故事。当代写作有个很明显的特点是叙述者有一种强大的控制文本的欲望，导致了文本的视野非常狭窄。而《梁庄》则把叙述的主体置换过来了，叙述者成为倾听者，通过倾听，把历史、社会丰富的层面打开了。

      还有一点就是作品的形式感，文学写作与一般的新闻写作、历史写作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必须为一个历史事件、新闻事件提供一种有效的形式。当代小说其实有很多都在反映现实，但很多写作的失败之处在于仅仅局限在对现实的同步书写，而没有通过形式把现实转化为一种审美意义上的现实。《梁庄》在这个方面同样也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但依然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梁庄》单行本

      李遇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你前面是“玉”，我后面做“砖”。梁鸿的《梁庄》在《人民文学》发表以后，我专门把这一期看了，纸质的看完了，电子版的没有看完。这篇作品让我想起了一个调到武汉文学院去的广西作家的作品。前几年林白挂职湖北，主要根据湖北浠水县的方言写了一部长篇《妇女闲聊录》，影响很大。这个长篇表现了当代作家怎么去倾听农村的声音。我觉得梁鸿作为一个批评家，作为传统的所谓学院派的年轻学者，能够走出书斋，回到她的故乡去倾听乡村的声音，这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她对乡村的倾听，她的叙述，给我的感受，跟我阅读林白的《妇女闲聊录》是不一样的感觉。林白是一个外来者，她来到湖北，讲述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的荒漠化，讲述进城打工的农村妇女的故事，讲述农村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的故事。她选择了让女主人公自己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讲述，而作者只是倾听者，我感觉林白的整个文本的叙述始终是非常冷静的。但是我读梁鸿的文本却感受到了另外一种审美趣味，她写她的文本的时候倾注了她所有的亲情和乡愁，特别是后者让我非常的感动。这是她和林白不一样的地方。作家写的和批评家写的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风格。

      对于梁鸿的《梁庄》，我最欣赏的就是这种“介入”姿态。她不搞什么“零度情感”叙事，她要的就是全身心地拥抱故乡，感受当下乡村的变迁。我们是同龄人，经常在学院里面待着，总想走出去。每年回到故乡，很想从书斋里走出去，但是永远也跨不出这一步。我觉得梁鸿做到了。她之所以撰写《梁庄》这部“非虚构文本”，我个人认为，这体现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也许有一种崇尚实学、崇尚田野的精神的回归，不再完全守在书斋里对着某一种文本做主观化的阐释，做那种知识堆积式的论文，而是走到大地之中，走到活生生的生活之中，田野之中。对于《梁庄》的写作，我更欣赏的是作者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学术上的姿态，这不仅仅是文学意义上的作品，还是梁鸿自己以创作的形式参与到实证批评的建构过程之中。这是我谈的两点意见，说得不好，供大家批评。

      黄平(华东师范大学《现代中文学刊》编辑)：《梁庄》有效地回应了当代文学研究者内在的焦虑，我给诸位读一段作者在“前言”中的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教书，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意的文章，一切都似乎没有意义。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持续地提醒自己：这不是真正的生活。”我想起李云雷一段类似的看法，他在《天涯》2010年第3期发表一篇《我们为何而读书？》，谈到读《橡皮》这类“新小说”的困惑，“我知道这本书在西方文学史上的位置，但不知道它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读这样的书？他的文学游戏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某种程度上，既往的文学研究的“意义感”，尤其面对当下剧烈变化的现实，显得尤为尖锐。从这里出发，我理解梁鸿为什么“跨界”写作，从学术生产建构起来的形而上的“真实”退缩，退缩到故乡的家庭内部，以大量生活化的细节，重建一种“真实”。阅读《梁庄》，我深刻体会到这一细节对理念的拯救、现实对语词的拯救、实践对学术生产的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