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一个十九岁的上海女孩到南方开始了动荡不安的生活，《糖》的故事可以说由此正式开始。棉棉用纤细敏感的神经为我们不厌其烦地讲述了女孩与一个叫赛宁的男孩之间的爱恨纠葛，或许在棉棉这里，我们所能看到的1989年之后的历史就是这对恋人夹杂着暴力、毒品和性的反复分合了，然而，如果将视野放到更为宏阔的国家和世界的层面，我们会发现，差不多同时，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正处于深刻的变动和转折之中，《糖》的故事显然并未超脱于其外。如果我们仍然坚持用“美女作家”等词汇来评价棉棉及已经出版十年的《糖》，就可能轻易地掩盖《糖》和历史之间更为复杂的关联，进而遮蔽重新阐释被划规为“70后”、“80后”写作的一种可能和途径。 一、“南方小城”：全球化城市空间的雏形 女孩第一次邂逅赛宁是在南方小城的一个酒吧里。棉棉没有说明“南方小城”的具体所指，但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一批经济特区，笼统的“南方”在当时意味着与社会主义截然不同的生活空间和中国与外界接触的重要通道，经由比邻的香港，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源源不断地被输入进来，“酒吧”就是其中之一。正如学者魏若冰所回顾的：“像我一样，很多中国人也是在城市长大，可是1990年代之前他们并没有特别注意到‘城市’这个概念。因为城市文化基本是规范在单位里面，所以那种多样性的城市文化根本不存在。到1990年代初，一大批中国人开始‘下海’自己谋生，不再依赖单位的铁饭碗，整个城市的生活方式开始改变到一个令人瞩目的程度”①，由于地理区位上的优势，“南方小城”城市文化发达的程度无疑远远超越了一般内地城市，酒吧就是这座“南方小城”城市空间的兴起的一个重要表征。当然，例证并不仅止于酒吧，棉棉曾详细写到女孩和赛宁所在的街道：“我们窗外的街是这个城市最著名的一条街。街上商店通宵营业，大酒店一家接一家。每当夜晚来临，街上就会出现成群结队的女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有年纪和我差不多大的。她们的目光追随着那一辆辆缓缓过往的汽车……”②这条贩卖着欲望和毒品的街道带着浓重的消费主义气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王朔笔下的南方景象的，生猛而鲜活。 不过，与王朔相比，棉棉所熟悉也乐于呈现的是一种前卫的生活圈子和形态：由于通行的自由和意识形态的模糊，无数身份混杂的青年在此地生活和居住，他们喝着咖啡，组建着自己的乐队，听着摇滚乐，和恋人同居吵架，甚至吸毒抢劫，某种程度上堪比纽约带有几分地下色彩的暴力街区，这使得“南方小城”与西方文化的附着更为紧密，更显示出与传统森然的政治空间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与海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不仅成为这种西化生活的资源也是这种生活的保障。譬如，女孩和赛宁的生活基本依赖赛宁在日本的母亲的资助，而赛宁的外籍身份则让赛宁一次次在世界各地为女孩带回西方摇滚乐唱片等舶来品。这种全球流动，就像吉登斯所说，预示着“无论好坏与否，我们正在迈入一种全球秩序中，尽管没有人完全理解，但是它对我们所有人都在产生影响”③，先行一步跨入资本主义的“南方”已经无可避免地卷入这个进程，而文化在其中显然已经成为一个核心的问题——“文化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全球经济伸向世界各地，把市场推广到哪怕是最遥远的区域。凭借文化的服务，那些不满于现实的人，对现实有疑虑的人，还有那些喜爱思考的人的抵抗可以被摧毁、消弭、瓦解。文化就有点儿像今天席卷全球的另一样东西——可卡因。”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糖》中出现最多的西方文化——“摇滚”就深刻介入并改变了一些中国青年的命运。 二、摇滚青年的末路：革命的消逝或反面 1986年，崔健在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为“国际和平年”策划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上演唱了歌曲《一无所有》，从此一炮而红，摇滚作为一种音乐形式也开始逐渐为中国人所知并催生了无数的摇滚歌手和乐队以及延续至90年代前期的中国摇滚的黄金时代。北京摇滚圈不断举行的各种地下或半地下的演出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摇滚青年争相朝圣，赛宁和三毛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赛宁很快却一个人先回到南方，“他说北京的艺术圈太夸张，每个人都活在使命感中，每个人都晕着，他不适应这种集体生活，太热闹”⑤。赛宁使用了“使命感”和“集体生活”这两个颇具共产主义色彩的词汇把我们的目光重新拉回到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当“南方小城”在经济飞速发展，意识形态逐渐弱化的同时，作为革命终极象征的北京依然燃烧着一股奇异的理想主义的激情，正如张颐武回忆：“那时的文化氛围有一种热忱，把一切都理解为精神解放和主体超越‘异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结果。那是从计划经济中脱离出来的最初的冲动，我们都有一种强烈的、浪漫的热情，一种狂飙突进的狂热。这些新的理想，代替了‘文革’已经彻底破碎的理想，这种时代氛围其实抓住了每一个人。”⑥在这种语境中，中国摇滚携带着烦躁的宣泄和对政治的嘲弄登场，在当时被认为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和革命意义而被寄予厚望，一篇较早的摇滚评论就这样写道：“价值解体和悬置所留下的价值虚空是一部分中国城市青年关怀的中心。‘四五’一代发出‘世界，我不相信’的呼喊后不久，城市青年们却发现一无所信很快失去了它起初对自己的抚慰作用。失去永恒性和神圣性的生活不再舒适，也不再能安慰人。新的摇滚在这种情绪中应运而生，立即征服了城市青年的心。”⑦可以说，中国摇滚一出道就象征了革命和拯救之途并因此将中国早期几乎大部分摇滚青年集结起来投入他们所热衷的事业，赛宁的乐队伙伴三毛就对摇滚怀揣着这样的梦想。棉棉写道，“三毛说现实是堵病欲的墙，我们要穿越那堵墙，音乐可以拯救我们。三毛代表着80年代中国地下摇滚思潮，三毛总是把音乐和拯救生活、命运联系起来，因此他总是显得比较有责任感，比较沉重”，而与之相对的，“赛宁一直认为音乐就是他最热爱的一件事情，这和拯救无关”⑧。两个摇滚青年的分歧，表面看来是音乐理念的分歧，但更为深层的或许更是意识形态的分歧。 在赛宁刚出场不久，棉棉就曾交代了赛宁的身世：“他的童年备受恫吓，他的父母是那个年代的‘艺术政治犯’。他们在某个西北劳改农场相识。他母亲最热爱苏联诗人叶赛宁，所以他的名字叫赛宁。赛宁出生于西北劳改农场，九岁时父母得以平反并且离婚。”“这以后赛宁的母亲嫁到了日本。赛宁十二岁的时候随父去了英国，现在他刚从英国回来一年。”⑨这段简短的叙述包含了诸多关键的政治信息，同“文革”给许多人的身体和心灵留下了“伤痕”一样，身世之感必定也给赛宁造成了诸多的创伤记忆，所以，当女孩再次跟三毛提起赛宁的北京生活时，三毛觉得赛宁“有点怕北京，他觉得北京很政治，大家都把摇滚当革命”，对北京的这种“怕”无疑证明了赛宁对政治或者“革命”的疏离和恐惧。同时，三毛还揭示了赛宁不能融入北京圈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赛宁是那种国外回来的自我感觉特别好的人。他本来就孤僻，在北京就更孤僻了，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和别人是那么不一样，他中不中西不西的。他的愤怒和所有的人的愤怒不一样。”⑩也就是说，赛宁所理解的摇滚和当时北京甚至大部分中国摇滚青年所接受的摇滚事实上处于两个谱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