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70年代末登上文坛以来，贾平凹一直面对家乡“商州”写作，叙述“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相遇。80年代的贾平凹，相对乐观地以《小月前本》、《浮躁》记录“改革开放”的乡村，城市扮演着乡村的拯救者，主人公困境中的选择往往是“到城里去”。90年代以后，自《废都》开始，贾平凹更在乎的是城乡之间的紧张关系，《废都》、《白夜》分别从社会上层、下层记录着“乡下人进城”的悲剧故事；《高老庄》、《怀念狼》则反向地叙述了“城里人返乡”的失落与茫然；夹在二者中间的《土门》，更是直接地揭示“城市”对“乡村”的吞噬，由于土地改造，“西京”郊外的“仁厚村”化为乌有。 在这样的叙事谱系上，经历了《病相报告》转向革命历史与传奇爱情的失败后，《秦腔》①注定是贾平凹三十年写作生涯集大成的作品与不无悲凉色彩的总结——诚如作者在后记中的自述，这部作品是故乡的墓碑。有意味的是，和《废都》之后多年来的“冷遇”不同，这部总结性的作品，获得了学界的高度关注，掀起了一场评论的热潮，甚至于“《秦腔》评论”本身成为研究对象：“在2004-2005年之交，隆重推广贾平凹的长篇新作《秦腔》，是京沪两地的‘先锋批评’南北呼应、联袂参演的一次‘批评—出版—传媒’一体化运作的文坛盛大活动。据相关报道，京沪两次‘《秦腔》研讨会’，各数十人计，‘几乎囊括了中国评论界最有实力也最活跃的批评家’。这是新时期‘终结’以来空前的‘批评盛会’。”②在广泛的盛誉中，《秦腔》开始了惊人的“大奖”之旅，先后获得“《当代》长篇小说年度2005最佳奖”、“中国小说学会专家奖”、“华语文学传媒盛典2005年度杰出作家奖”、第一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大奖“红楼梦奖”以及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梳理《秦腔》2005年至今的研究成果，研究者的关注点普遍集中在两个方面：作为叙述人的“引生”以及“细密流年”的叙述方式。且看“叙述人”，阅读《秦腔》，第一段叙述人引生(小说中的“我”)就主动跳出来了，从他荒唐怪诞的“疯话”开始，清风街的人物陆续在白雪与夏风的婚礼上登场。然而，婚礼结束后，小说第17页，作者突然转换了叙述视角： 年好过，月好过，日子难过，这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夏家待客的第二天早晨，夏天智照例是起来最早的。大概从前年起吧，他的瞌睡少了，无论头一夜睡得多晚，天明五点就要起床，起了床总是先到清风街南边的州河堤上散步，然后八字步走到东街，沿途摇一些人家的门环…… 稍加留心的话会发现，这个场景是引生“看不见”的，而且叙述腔调客观、冷静，完全不同于引生的“疯癫”。显然，这时作者开始以第三人称全知叙事的方式展开叙述，隐含的叙述人富于理性，不仅仅会发出“年好过，月好过，日子难过”这类感喟，而且逻辑清楚地记叙了夏天智清晨的一系列言行。 从第17页开始，从引生出发的第一人称限制叙事，与从全知视角出发的第三人称全知叙事的分裂，一直贯穿到小说的结束。作者有的时候对这种分裂浑然不觉，比如小说第48页，引生由于自我阉割住进了县医院，但是他居然可以“叙述”住院期间清风街河堤上发生的一切。有的时候，作者似乎也体会到了“叙述”的分裂，他尝试着将这种“分裂”以“魔幻”的方式加以掩饰，在小说中引生化身为老鼠、螳螂、蜘蛛等等，去“偷听”、“偷看”他无法看到的场景。更多时候，作者干脆自在地随意切换，全然不顾及叙述视角的分裂了，最突兀的是直接叙述引生之外其他人物的“心理活动”。 这种叙述的“分裂”，引起了研究界的重视。就如何理解这种“分裂”而言，学界大致有以下几种看法：第一种，回避这种“分裂”对于叙事原则的违背，将其概括为一种巧妙的“创造”——这种方式近乎为尊者讳，在文学批评的意义上价值不大；第二种，试图建立一种有效的解释，将这种“分裂”归因于引生是个“疯子”——这种解释在笔者读到的文献中是最普遍的，但坦率地讲经不起推敲，“疯子”涉及的是叙述腔调，和视角的越界没有关系，如果说人物疯了，故而就可以“看见”他所看不到的，那么这类场景只能是疯子的幻觉；第三种，注意到了作者“蜘蛛”之类的魔幻化处理，由此理解视角的越界——然而，这种魔幻化地处理只能解释偶尔几处的“分裂”，对于大多数场景都无法解释，比如笔者上文所引的例子，夏天智清晨的经历，又是引生变成什么看见的呢？持此看法的研究者也承认，“文本中也确有不少内容即使用这种预设也无法解释”③。 在以上三种解释之外，有的研究者放弃了弥合的可能，干脆直接指出，这种“分裂”是叙述上的重大缺陷，“《秦腔》的叙事人问题曾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争议，有些批评家甚至认为小说的叙事是失败的，缺乏逻辑根据④。” 综合以上看法，笔者以为，一种更有效的讨论方式似乎有所忽略，即不是局限在文本内部讨论“叙述视角”越界的合法性，而是在“形式/历史”的分析框架下予以讨论。换句话说，不仅内容是历史性的，形式也是历史性的，而且往往是更为深刻的历史性。由此回到《秦腔》，这种叙述人的分裂，根本上是贾平凹内心的“分裂”，书写乡土世界达三十年之久的贾平凹，对故乡的“真相”有深切的体味。在《秦腔》的后记里，作家一方面怀念着幼时“腐败的老街”与“湿草燃起熏蚊子的火”；另一方面哀悼着当下故乡的塌陷，悲哀地注视着那些下煤窑、捡破烂的男人与打扮得花枝招展进城去的女人。尽管贾平凹“雄心勃勃”地表示着，“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第563页)，但是同时他又在不断提醒自己，“树一块碑子，并不是在修一座祠堂”(第566页)。就此，贾平凹没有回避自我的分裂：“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与痛苦，我不知道该赞美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第5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