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1)01-0094-04 苏雪林持有文笔观念，并用它分析评价新文学作家和作品。她评价鲁迅的艺术特色，“第一是用笔的深刻冷隽，第二是句法的简洁峭拔，第三是体裁的新颖独创”[1]282，“用笔”和“句法”实际上就是鲁迅的文笔，至于“深刻冷隽”和“简洁峭拔”也正是鲁迅笔法的特点。她说田汉“文笔实在优美”[2]376，周作人的文字，“平淡之外，便是清涩”[3]249，沈从文文笔的奥妙在于“句法短峭简练，富有单纯的美”，且“选语新奇，有时想入非非”，描写“繁冗拖沓”[4]303。他“创造一种特殊的风格”，并且“多变化”，“能从一个空盘里倒出数不清的苹果鸡蛋；能从一方手帕里扯出许多花花绿绿的缎带纸条；能从一把空壶里喷出洒洒不穷的清泉；能从一方包袱下变出一盆烈焰飞腾的大火，不过观众在点头微笑和热烈鼓掌之中，心里总有‘这不过玩手法’的感想。”在苏雪林看来，沈从文有着“新文学界的魔术家”的文笔，也正因如此，他也就成不了第一流作家，而是“被这‘玩手法’三字决定了”[4]305。文笔既是作家的魅力，也是他的牢笼。苏雪林认为：“丁玲女士的文字魄力是磅礴的，但力量用在外边，很容易教人看出”，凌叔华的“文字淡雅幽丽，秀韵天成。似乎与‘力量’二字合拍不上，但她的文字仍然有力量，不过这力量是深蕴于内的，而且调子是平静的。”[5]226她还比较朱自清和俞平伯不同的笔法，认为：“朱氏则学殖似较俞氏为逊，故其文字表面虽华瞻，而内容殊嫌空洞。俞似橄榄，入口虽涩，而有回甘；朱则如水蜜桃，香甜可喜，而无余味。俞、朱笔法都是细腻一路。但俞较绵密而有时不免重滞，朱较流畅有时亦病其轻浮。俞似旧家子弟，虽有些讨厌的架子，而言谈举止只是落落大方；朱似乡间孩子初入城市，接于耳目，尽觉新奇，遂不免憨态可掬。”[6]209巴金和茅盾小说有着不同的影响和效果，他们“不凭文笔的优劣，而在感受力之间接与直接”，茅盾“喜用象征的笔法”，而巴金则有“如奔泉狂流一样的言语”，其“影响力”“比茅盾大得多了”[7]335。 苏雪林从个人的感悟和体验出发，执著于文本的精细解读，而不是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西方文学理论或概念那里寻找批评尺度，她的体验是个人的、现代的，角度和眼光却继承了传统文笔论。“文笔”一词，最早见于东汉王充《论衡·超奇》：“岂无忧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8]112。此时的“文笔”即“文章”之意。文笔之分是六朝文学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在南朝时期，“文笔”分为“文”和“笔”，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中写道：“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9]385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已将诗、辞、歌、赋等讲究情辞声韵的文字称之为“文”，而韵文以外的所有叙事性、议论性、抒情性的文体则称之为“笔”，亦即散文，与骈文相对。后来，人们对文笔的概念、界限没有明确的区分，往往模糊不清，混同使用。《现代汉语词典》对“文笔”的释义是：文章的用词造句的风格和技巧，譬如“文笔辛辣”、“文笔巧妙”。文笔论既彰显了苏雪林眼光的传统本色，也在一定程度上误读了对象，如她认为鲁迅“好用旧小说笔法”，也追求文字的“新颖独创”，但她认为鲁迅的“新颖独创”继承了古文传统，其依据就是古文家韩愈和刘大櫆的“去陈言”理论[1]286。这样的说法显然没有茅盾的“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准确，在一定意义上，也遮蔽了鲁迅艺术创新的现代意义。苏雪林却认为穆时英小说有“原始粗野”和“细腻复杂”的不同“作风”，文笔“明快而且魅人”[10]359，着眼的是他的文笔，而对新感觉派潜心于都市心理的描绘和独特感觉的表达，拿捏得并不准确。 苏雪林对新文学作家的文笔也有过批评，如认为郁达夫的作品“句法单调”，“文字缺乏‘气’和‘力’”[11]328，王统照的文字“应该割去二三十斤的脂肪”，沈从文“有似老妪谈家常，叨叨絮絮，说了半天，听者尚茫然不知其命意之所在；又好像用软绵绵的拳头去打胖子，打不到他的痛处，他用一千字写的一段文章，我们将它缩成百字，原意仍可不失”的文字，“则应当抽去十几条使它全身松懈的懒筋”[4]304。她并不喜欢张资平的小说，但对他的文笔却多有肯定，认为张资平的“文笔清畅，命意显豁，各书合观结构虽多单调，分观则尚费匠心”[12]318。 苏雪林自己的创作，特别是散文创作也有辞章华茂，文采斐然的特点。用笔既简约洗练而又平易畅达，四字成句，长短相间，骈散交错，注重节奏起伏，抑扬顿挫，有古文之风。如《老年》这样写道：“人生像游山。山要亲自游过，才能知道山中风景的实况。旁人的讲说，纸上的卧游，究竟隔膜。即如画图，摄影，银幕，算比较亲切了，也不是那回事。朝岚夕霭的变化，松风泉韵的琤琮，甚或沿途所遇见的一片石，一株树，一脉流水，一声小鸟的飞鸣，都要同你官能接触之后，才能领会其中的妙处，渲染了你的感情思想和人格之后，才能发现它们灵魂的神秘。”[13]260在这里，“朝岚夕霭”与“松风泉韵”句式工整，“一片石，一株树，一脉流水，一声小鸟的飞鸣”，既形象而灵动，还有节奏感，也让“人生像游山”的比喻显得贴切而奇特。苏雪林的语言精炼而确切，工于字句，散文《家》就体现了这一点，她说：“你看鸟有巢，兽有穴，蜜蜂有窠，蚂蚁有地底的城堡。而水狸还会作木匠，作泥水匠，作捍堤起坝的功夫，经营它的住所哩。”[14]272它分别用巢、穴、窠、城堡、住所来说明动物的“家”，用字简约，虽同义但又无一处相同，可见用词之雕琢。 苏雪林虽受到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和影响，但她却持有传统的道德观念，这在新文学作家阵营里也显得非常另类，也影响到她的文学创作，渗透于她的文学批评。小说《棘心》塑造了杜老夫人这个“贤孝”妇女形象，杜醒秋的爱情和婚姻也体现了依附和顺从的美德。它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杜醒秋的成长道路及人生经验与作者非常相似。小说中的“杜老夫人”是一位符合儒家道德理想的传统妇女形象，充分展现了儒家“男尊女卑”道德观念的依附和顺从美德。“醒秋母亲自幼在专制压力下长大，因此倒养成她‘忍耐’‘顺从’的德行，又造成了‘勤勉’‘节俭’的习惯。她天性仁厚，资禀又聪明，对于家务，粗细都来得。在家庭里，她是个孝顺而能干的姑娘，嫁到杜家，她又立志要做个好媳妇，相夫教子，做个贤母良妻”[15]11。问题不仅在于作者对杜老夫人品德的赞颂，而是站在旧伦理道德立场，把她奉献在传统“美德”的祭坛之上，肯定她的德行便是“牺牲”。小说塑造的杜醒秋虽接受了五四新思想的洗礼，但却恪守“忠、孝、节、义”的传统道德观，把“自我牺牲”奉为最高美德，在婚姻爱情上也要“牺牲自己”，理由是在她幼小的时候便由家庭订了婚，“没有另外和别人发生恋爱的可能”，于是便主动放弃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权利。《绿天》在“支离破败，随风而逝”的“苦杯”里，“掺和若干滴蜜汁”，“不惜编造美丽的谎，由此来欺骗自己，安慰自己”[16]217，粉饰不幸的婚姻，弥补人情的温暖和人性的芬芳。这里，苏雪林采用胡适的“宁可不自由，也便自由了”的伦理策略，在无法摆脱和割断传统伦理联系的前提下，而选择回归，重建传统道德关怀，创造道德的乌托邦，暂时获得精神的宽慰和安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