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国语”怎样炼成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01-0082-09

      从张先生一家说起

      就叙事文学来说，“文学的国语”乃是现代中国作家创造的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的综合。《围城》的人物语言，即人物在《围城》中怎样说话，作者提示甚多，似不难回答。且看第二章方鸿渐由挂名的“丈人丈母”牵线，去“在美国人花旗洋行里做了二十多年”的张先生家，让张太太“相他一下”——

      到了张家，张先生很热闹地欢迎道：“Hell! Doctor方，好久不见！”张先生跟外国人来往惯了，说话有一个特征——也许在洋行、青年会、扶轮社等圈子里，也并没有什么奇特——喜欢中国话里夹无谓的英文字。

      张先生说的是夹杂了许多英文的“国语”。从方鸿渐离开后张先生一家对他的品头论足看，张太太、张小姐也说类似的“国语”。他们的“国语”不但中西合璧，还南腔北调。方鸿渐打赢了牌，提醒大家付钱，张太太说：

      “咱们真糊涂了！还没跟方先生清账呢。陈先生，丁先生，让我一个人来付他，咱们回头再算得了。”

      “咱们”、“得了”是“北调”，“清账”、“回头”既可说是“北调”，也可说是“南腔”，很难截然分清南北。“南腔北调”本来指一个人口音混杂，实际倒是大多数中国人说话的特点，也可以说是汉语口语和书面语几千年发展自然形成的特点。愈到晚近的历史这个特点愈加明显。“近几百年——元、明、清、民国——以来，总是以北方、多少以近乎北京音的系统，认为是标准语。‘官话’、‘普通话’、‘北方话’、‘国语’、‘国音’各种名称，都是代表大家公认的标准语。因为已经全国四分之三的面积，三分之二的人口多少会用，本来的语言就相近于这种语言了。”①从孔子时代所谓“雅言”到明代出现的“官话”，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与各地“方言”相对而言的“通语”(“方言”“通语”是扬雄《方言》的概念)，“通语”的基础方言主要是相对比较统一的北方话。赵元任所谓“相近”，是指各地方言(“本来的语言”)日益靠近标准语而尚未达到标准语的水平，结果无论口语音还是读书音都很自然地成为南腔北调——虽然口语音历时变化和空间差异较大而读书音历时变化和空间差异较小。到钱锺书创作《围城》的20世纪40年代末和《围城》反映的抗战初期②，现代“国语”的读音、词汇和语法，因人员交往前所未有的频繁，教育的普及，尤其明清以来“国语运动”的推动，越来越成为南腔北调的混杂——就文学来说，混杂不仅表现在书面语的读音上，也反映在语法和词汇方面。知识阶级尤为明显，鲁迅承认别人说他讲演用“南腔北调”是不错的，他进一步说这个特点“还有开拓到文字上去的趋势”。鲁迅小说、杂文确实融合了许多南腔北调，尽管他“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③——换言之，鲁迅用现代汉语书面语写作时杂糅南腔北调比口语来得更方便。这当然主要因为“五四”以来白话文作家一致追求书面语靠近口语，缩小传统口语与书面语的距离，其中主要一点，就是在书面语中大量吸收和融合现代国语所允许的南腔北调。这在来自南方的作家中最常见，因为他们使用的现代汉语书面语以“北调”为基础而掺入了更多的“南腔”。

      所以，张先生一家那样说话，固然包含作者的讽刺和夸张，但就那个时代的语言现实来讲也并不奇怪。他们的“国语”资格毋庸置疑——虽然不是标准的“国语”，却反映了当时至少上海一地“国语”的实际。

      

      1947年晨光出版社出版的《围城》

      “南腔北调”，无论在口语中还是“开拓到文字上”，都主要是“南人北调”。1913年，第一届国语读音统一会的代表大多来自南方，虽然个别人反对，但最后还是确立北方方言为国语的基础方言，足见“南人”认同“北调”的普遍性。1932年公布的《国音常用字汇》是现代“国语”权威标准，主其事者赵元任来自吴方言区太湖片的常州，平时说话喜欢“咱们咱们”的，还夹杂着许多儿话音。这个特点在他50年代末讲于台北的《语言问题》中还保留得很明显，尽管他移居美国后很少用汉语讲课。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美国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制作的《赵元任国语留声机片》所反映的也是一个来自南方而身负国音总教习的语言学家在用心学习说“北调”。

      但历史上，由于若干朝代南方政治经济文化一度占优势，也有“北人南腔”。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曾指出当时的南朝通语“南染吴越”，有学者认为这是指西晋末年北方移民南徙至长江中下游两岸后形成的南朝通语与吴方言的接触④。18世纪初旅法华人黄嘉略认为“由于南京曾是明朝的首都，所以，官话是以南京话为基础，吸收其它方言而形成的。”⑤某些当代学者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明代官话基础方言和标准音“应该是代表着江淮方言的当时的南京话，而不是后来的北京话”⑥。尽管这个问题学术界争议很大，但汉语方言在历史上持续发生南北交互影响以至融合的趋势，基本可以达成共识。汉语在历史上南北分野的地理界线屡有迁移，有时候的南腔恰恰是北方移民定居南方之后形成的浸染了南腔的北调，而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学的强势又反过来从口语和书面语两个方面影响北方的口语和书面语。尤其近代以来，南方更早向西方开放门户，南方知识分子得风气之先，许多新名词新说法都由南方率先输入，虽然进入书面语之后多数仍采用当时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官话书面语或更具稳定性的似乎超越方言的文言文，却也有一些采用南方方言的译名和新创的术语，这就造成一定程度上“北人南腔”的现象⑦。

      至于中西合璧，知识阶级不用说，大都市一般市民中间也很流行(如南方各通商口岸的“洋泾浜”)。书面语的中西合璧现象也很普遍，以至于在一些文学家和语言学家那里产生了现代汉语书面语乃是某种欧化汉语的说法(不管这个说话所包含的价值判断如何截然不同)。现代汉语中西融合的问题非本文讨论的中心，暂不展开。